正文
在利夫顿对纳粹医生的分析框架中，最大的关键词是“角色转换”（doubling）。他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从“日常自我”向“奥斯维辛自我”的转换。阿伦特曾经用“恶之平庸”来形容纳粹军官艾希曼，但是利夫顿认为，“平庸”这种说法是不够的——它不足以描述普通人参与到邪恶当中的发生机制。普通人成为施恶者，需要“角色转换”的发生，一个人将“日常自我”搁置起来、进入“情境自我”，才能若无其事地作恶。
这个转换的关键，是个体自我的集体化和他者化。自我的集体化，意味着“1”溶解为“1/n”，个体放弃自己人之为人的整全性，隐身到一个集体当中成为其中一个“分子”，从而实现作恶心理成本极小化。这个集体可以大至“国家”、“种族”、“民族”、“宗教”，也可以小至“一群群殴同学的中学生” 、“一场游行中的打砸抢者”。集体化的过程就是匿名化的过程——“匿名”意味着无需负责，而当一个人可以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再为其负责。
“自我的他者化”则意味着将自己转化为一个巨大系统中的一个功能性部件，这个部件可以是“警察”，可以是“医生”，可以是“官僚”，可以是“法官”，甚至可以是一个善于沉默的“观众”。通过集体坐标而不是“内心良知“定位自己，“我”就变成了“他”。“我”不再是有名有姓的约瑟夫·门格勒，而是“一个医生”。“我”也不再是有血有肉的阿道夫·艾希曼，而是“一个军官”。既然是“他”在作恶，又与“我”何干？
书中的维尔特医生，典型地反映了“角色转换”的重要性。作为书中被重点刻画的三个纳粹医生之一，他不像B医生那么“善意”，也不像门格勒那么凶残，然而，正是这个“不好不坏”的他，最能体现普通人角色转换的意义。利夫顿在书中大量摘录了他在奥斯维辛时期给妻子写的书信，信中的他是个如此有情有义的好丈夫、好爸爸，简直就像是我们身边某个可亲的邻居。
他称自己的妻子为“我的心肝，我的生命，我的天使”，为自己孩子长出的第一颗牙而激动，关心岳母的健康，谴责一个“搞大”别人肚子而不肯与之结婚的男人，并描述自己等待妻儿来访的激动心情，说到自己要买“2把小扫帚，1个捣肉的木槌，一张儿童桌，4把相配的椅子，一个小脚凳，一个木马”。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正常人”转过身来，能够站到奥斯维辛的大门口，冷冰冰地把成千上万个犹太人、吉普赛人、波兰人、老弱病残送到毒气室里去。即使门格勒这个被无数受害者事后回忆成“恶魔”的虐待狂，似乎也有暂时回归“日常自我”的片刻——他给吉普赛儿童带来糖果，“跳来跳去”逗他们开心，邀请他们出门开车兜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可以转身在墙上1米5处划一道线，要求把所有不到这个高度的孩子送到毒气室去。
这种“角色转换”，不是病理意义上的“人格分裂”或者“双重人格”。“人格分裂”对其患者来说是一个不由自主的状态，但是“角色转换”不同，它需要当事人有意识的角色切换。正如一个司机意识清晰的“换挡”，这种切换是理性的、清醒的，甚至可以说是“智慧的”。
一旦维尔特们从自己的家庭身份“换挡”到自己的职业身份，他就小心翼翼地将那个“日常自我”给剥离下来，锁进意识的阁楼，“穿戴”上那个奥斯维辛的“情境自我”，并嵌入那个巨大的集体有机体，成为其中的一个触须、一个器官、一根依靠惯性蠕动的绒毛。
三、责任的无限分散使得普通人“不知不觉”成为恶魔
如果个体作恶是“环境所致”，是因为“桶坏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桶”又是怎么坏的？
或许津巴多的“桶坏了”理论在为个体推卸责任方面走得太远了。事实上，当纳粹医生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时，几乎都使用了“桶坏了”理论。“奥斯维辛的背景就是这样，我们能怎么样呢？”“这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反正这些犹太人也会被送进毒气室，我不去做筛选工作，自然会有人去——事实上把这种脏活推给别人是‘不道德的’。”“反正这些人迟早会死，对他们做些实验又怎么样呢？”用维尔特的话来说，“我做了什么恶呢？我真的不知道。”
很多医生不但相信自己的无辜，而且相信自己在如此极端严酷的环境下，通过对严酷的技术收敛而成了“好人”，成了“拯救者”。比如，“我去做毒气室的筛选，比党卫军的筛选刻意留下了更多活口”、“我通过医学实验的名义存留了一批犹太儿童”、“毒气室的死法快速无痛苦，比枪杀虐杀人道多了”、“我对注射死亡法做了技术上的改进，死亡只需数秒钟，痛苦程度大大降低”……甚至有一个纳粹医生宣称：“今天欧洲还有犹太人，很可能归功于我”。
奇怪的是，如果我们把“当时的政治条件”（“桶”）作为一个给定状态，他们的自我辩护甚至听上去颇有道理。在当时反对希特勒就等于自杀的情况下，他们能怎么样呢？难道在“筛选囚徒”的现场突然高喊“打倒希特勒”？我们可以要求一个人有正义感，但是难道能要求他为了正义感而自杀？如果没有自杀的勇气，他们就等于恶魔？简直可以说，当时这些纳粹医生的“理性选择”就是老老实实“执行公务”，而如果他们能够“基于人道主义”，每天少挑那么两三个到毒气室，简直就是“功德无量”。
所以，问题在于，能否把“当时的政治条件”——那只“桶”——作为一个给定状态？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认为？“当时的政治条件”是一张外生的、无边的、从天而降的巨网，将这些无奈的医生们紧紧绑在其中，还是这些医生就是这张巨网的一个一个“结”，恰恰是他们的存在、连结和行动构成了“当时的政治条件”？
当这些医生抱怨他们“别无选择”时，他们似乎忘了，当年他们都积极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军，都信奉反犹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程度不同地参与过纳粹德国的绝育和“安乐死”工程，都接受了“党卫军医生”这个工作并同意留在奥斯维辛，正是他们的积极参与巩固了希特勒的政权，而这个被千千万万“普通德国人”通过效忠养大的怪兽，反过来又进一步死死咬住所有“普通德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