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理论上，法学院被宣传为一种通识型的研究生教育，但实际上你最后就被训练成一个
公司
律师。
大概在我上斯坦福的八十年代末，乃至你在
2000年代初那段时间，学生大致都集中在四条路上：法律、金融、医学、咨询。
可能有三分之二的本科生都在这四条路中选。
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这四个方向中法学院的抗压能力最强，还算稳。但说实话，那也是一个普遍让人不开心的职业方向。
所以我会
建议大家，
去科技行业，
这
是当前社会赋予年轻人的最重要选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去创业，但你有很多可选项。你可以加入不同规模、不同阶段的科技公司，而令人惊讶的是，这种
大趋势
至今还没真正进入到主流教育
的
系统
中
。
比如，在哈佛这样的学校，我的印象是，学生甚至都不知道扎克伯格就是在哈佛创立的
Facebook。真的，他们对现实已经彻底脱节，
甚至连
2005年的现实都没
跟上。
你说的没错。当年我和你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在对冲基金，你投了Facebook，还做了很多其他投资。后来我们决定全力投入 Palantir
（一家美国的大数据分析公司，成立于2003年，总部位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其核心业务是帮助政府和企业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洞察、作出决策，特别是在安全、军事、金融等领域）
，花了大量时间在这家公司上。
你还记得当时为什么觉得这是一个对的选择吗？当时的科技逻辑是什么？你是怎么思考这个方向的？你看到了什么空白或缺口？
彼得
那个决定大方向上是政府，具体
来说是跟
国防
相关，涉及到
情报
组织，
也就是国防的周边系统。
当时是
9
·
11之后的几年，我们是在2003、2004年启动Palantir的。
我们当时感觉，在反恐问题上，政府使用的是一些非常低技术含量、同时严重侵犯隐私的解决方案。
比如，你得在每个机场脱鞋检查，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安全措施，只是一场极其烦人的安保
动作而已
。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能不能设计出一种方案，让技术真正
在提供便捷的情况下提供更多帮助
？
我们设想的是在侵犯更少公民自由的情况下，提升安全防护的实际效果。
是否可以从根本上重置整个政府系统
呢？
政府就像一个黑匣子，我们并不知道
CIA、NSA这些情报机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超级电脑，能把所有恐怖分子都揪出来。
我们怀疑他们其实没有。
当然，这件事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弄清楚。但最终的结论是
，
我们的怀疑没错。我们看到了一些
做法，显示
他们
远远落后于
硅谷
（技术）
。
我还记得我们
2005年第一次去兰利访问CIA总部的场景。那时候英特尔刚刚投资了我们，你和我一起去的。
我记得我们俩差不多花了一整天才消化掉他们落后的现实。
我们在出口时被问：
“要不要买点CIA纪念品？”那边居然还有个礼品店，卖风衣、帽子，还有纪念币。
说实话，那些纪念币还挺酷的
，
虽然我
严重
怀疑一半是中国制造的（笑）。
当然，也可能
是某种
说法：我们看到的这些不过是幌子，背后其实另有玄机。
但我记得很清楚，每道门上都安装了虹膜识别器
，
本该用来刷眼睛进门的
，结果全
都坏了，压根没在用。
你走哪儿都能看到那玩意儿，但全是摆设，根本不起作用。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
、
象征性
的
高科技，像个空壳。
你会发现很多领域其实早已千疮百孔，比如教育、医疗，这些系统性的领域问题极其深层，表面看起来似乎有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但始终没能实施。
这说明背后存在
巨大
的制度性障碍。
这些系统的设计目的，某种程度上就是不让你来打破它。
Palantir的那段经历就非常典型。我们最初是从情报系统出发，后来逐步扩展到更广义的军事系统。
我们接触到一个叫
“DCGS”的软件系统（我都忘了缩写全称了），理论上它是一个用来整合一线部队和总部情报数据的系统，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糟糕至极、由顾问外包公司搞出来的
“
10
亿美元大坑
”——根本没法用。
我们一开始天真地以为，半年就能把它
搞定
。结果花了
10
年，直到
2019年才真正替代它。
而为了替代它，我们甚至不得不起诉了美军。是的，我们所有的顾问都吓跑了，
说我们疯了吧～～
但我们还是这么做了。
那是在
2016年
。
我们引用的是
1994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案要求军方必须有一个公开招标的采购流程。
当你起诉的时候，你就可以要求披露证据，这意味着你可以真正走进这个
“
香肠工厂
”
，看看里面的制作过程
——那可是22年没人碰过的领域。
我们发现了很多问题。
内部报告其实明确指出
Palantir的系统表现更好，但没人关心这些评估。更严重的是，有命令要求“压下这些报告”，有邮件显示有人被要求隐匿关键结论，甚至有彻头彻尾的掩盖行为。
这跟所谓的
“公开采购流程”完全是两码事。
后来我们在法院一级胜诉，在
DC巡回法庭也赢了官司。军方被迫重启招标流程。十年后，我们终于拿下了合同。
所以，是的，这是一个可以攻克的问题。但它远比听上去的要难太多。
这真的很像我们社会的某些部分，它们的设计初衷就是“保持现状、维持低效”，如果你想突破它们，必须狠狠地冲破体制壁垒。而敢于这么做的人非常少。
彼得
没错，SpaceX
就
是第一个成功打破这种封锁的典范。
我们的大学系统，某种程度上比军方的采购系统还要
陈旧
，尤其是加上那些认证机构、审批机制
……它们的作用就是把新人挡在门外。
一旦真的来了一个
“新人”，这个系统的第一反应就是：“干掉他。”
它会用成千上万页的监管文件把你拖死。但只要你能越过这些门槛，你几乎可以掌控整个市场
。
我记得马斯克曾经跟我说过一个比喻，大概是
2010或2011年的时候。
他说，美国当时有三四家大型航空航天公司，管理极其糟糕、效率极其低下，就像几头躺在围栏草地上吃得很胖的奶牛。
而一旦你能闯进那个围栏，里面将是一场惨烈的厮杀
——赢家收割的，不只是市场，还有规则制定权。
他说的没错。
那是一个真正的肉食动物的战场，但你首先得翻过那个特别高的围栏。
无论是马斯克的例子，还是我们一起打造的Palantir，最后都成功突破了那些障碍，真的做成了。这种精神是不是也应该延续到医疗、教育、大学等领域？
彼得
很多领域都是值得一试的。
我始终认为，比起悲观，乐观是更好的选择。
但我不认为
“极端乐观”或者“极端悲观”是值得追求的。
如果你极度悲观，你会觉得什么都做不了；但如果你极度乐观，你又会觉得什么都不需要做。
比如《奇点临近》这本书，标题听起来非常乐观，好像未来的科技革命已注定会发生，我们只需要坐下来、吃点爆米花，看着未来像电影一样自动上演。
无论是极端乐观还是极端悲观，最终都通向了
“懒惰”——人们什么都不做。
适度的乐观才是对的。而在这个前提下，你必须学会选择自己的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