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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即中央集权才有协调力跨出行政区的流域补偿发展协同，转移支付。在跨区域方面，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在实践和探索，新安江流域治理的成功，就是浙江和安徽两省的协作效应。通过两轮跨流域试点的推进，新安江流域治理取得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傅涛强调，跨区域，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推动，协调不同区域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党的统一领导。
跨领域。领导一切才有系统力量，系统调动各方力量建立完善一个体系。傅涛指出，来自政府的、人大的、企业的、外资的，以及各种金融力量，如果没有领导一切的组织，实际很难真正推动生态文明，从这个角度讲，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体制下才能真正推动一个利国利民的长期战略性举措。这也就不难理解，生态文明实际上是政治性的选择。
生态文明不是一般的政府和政党能够构建的，以前，在推动生态文明、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接力棒其实是欧洲在主导，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无一例外主角都在欧洲，但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潮流并没有形成国际潮流。主要原因在于当世界两大经济体没有在可持续发展的主线上运作的时候，最先发动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改革机构和区域实际上是吃亏的。
由此，傅涛指出，生态文明推动主体需要两大基础：
其一，是代表人民意愿的领导。十九大以后E20环境平台也组织认真学习了十九大报告，傅涛强调，十九大对生态环保行业产生的影响深远，共产党的权力来自人民，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全民党才有足够的远见，只有从全民的视角上才会真正做到生态利益优先。
其二，有足够的经济体量。经济足够强大才有重新定义主流价值的资格，才有资格在全球范围内搭建生态价值体系，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体具有足够的价值定义权。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是基于初心的根本选择，是关系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大事，绝不会动摇。傅涛强调，关系民生无小事，这也就容易理解中央深改办会关心到垃圾分类和公共厕所的建设。因为这些都是民生的事，这是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事，因此不管事多小，最高的领导都会关心。
环境产业的政策逻辑：政策创新必须以政治正确为前提
中国现在有底气可以推动建立一个生态价值的对价体系，这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中，一半传承于中国传统文化，另外一半是共产党的革命文化。
“在目前的中国体制下，政策是驱动性关键因素，法律是约束性因素。”
傅涛指出，中国发展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改革产生的，在政府、党的文件中“改革”的字样、“创新”的字样是最多的，不改革就没有动力。但改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就会有人反对，如何把握改革政策的尺度呢？
依法治国，从法律体系上来说是规范的约束性行为，动力性行为很多都来源于政策的推动，所以政策研究中心的政策研究从来都是推动改革的核心动力，是驱动动力，对环保产业也是一样。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都需要政策推动，政策推动是中国很重要的特征，也是发展快的很重要的特征。
环境政策，目前市场上有很多对环境政策的批评之声，比如影响了经济、让局部利益受损等等。傅涛指出，的确很多环境政策的出台，力度之大，让很多产业都措手不及。三个十条以政策形式的陆续出台，对水、固、气等都提出了很明确的目标，很多任务都需要在短时间内见到成效。环境政策具有突击性、阶段性的特征，一旦规范性就成为了法律。傅涛介绍，“很多政策的制定都在体现执政者的意图”，如果用政治性的角度看，政策性的第一出发点不再是原来的效率导向，而更多的是问题导向和社会导向为主导，效率导向和公平导向为辅。百姓关心什么，就会出什么政策，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什么地方的政策就会加速。
傅涛强调，环境产业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处理三废，而是与社会、经济连在一起，已经不是孤立的了，环境政策与社会政策、经济政策正在融合。政策是推动变革、催生产业的很重要因素。
突破规则的才叫改革，既然是要突破规则，有的时候做的好了叫创新、做的不好叫违规。创新面临的普遍困惑是，如何把握创新与违规的关系？每一个规则都有约束、有底线、有红线，真创新不可能规规矩矩，有可能跨越底线，踩到红线。比如最早进行私有化改革的江苏省华西村，在当时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背景下完全是违法的，可就是这种突破政治红线的创新实践，正好迎合了后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变革方向，符合政治正确，并最终得到邓小平同志及中央的政治认可，成为全国推广的典型代表。
怎么区分创新和违规？核心的标准是政治正确，突破规则是基于人民群众的利益，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福祉，那就是创新。反之，如果只是保护个体的利益就是违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