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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电影中心总是人满为患，尤其是在共产主义时期。有些人买了票，然后以两倍甚至更高的价格转售。总有人会买的！
这是逃离黑暗的一种方式。在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最后几年，冬天没有正常的供暖系统。室内很冷，你需要穿着大衣看电影，水汽会不断从你的鼻子和嘴巴里呼出来。
但也有很多真正的影迷，包括年轻人和来自布加勒斯特艺术学校的学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罗马尼亚，影迷和电影之间的关系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我记得当电影中心放映塔可夫斯基的《潜行者》（1979）时，那里排起了长队。看塔可夫斯基的最新作品很重要。而且有一种必须起立肃穆的感觉。他是80年代罗马尼亚电影界的教皇。还有布努埃尔、黑泽明，尤其是几位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维斯康蒂、费里尼。但不包括希区柯克。因为希区柯克——我喜欢希区柯克，也非常迷恋他——像是上帝，但仍然是人。
《潜行者》（1979）
如今，罗马尼亚观众主要对爆米花大片感兴趣，就像世界其他地方的观众一样，罗马尼亚电影中心几乎空无一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观众）消失了，也许是死了。
在90年代，许多本土企业家开了酒吧和餐馆。
在布加勒斯特国家剧院的屋顶上曾经有一个地方叫La Motoare，意思是「引擎」，因为在屋顶上有一些引擎，一个曾经在罗马尼亚电影中心工作的老好人常驻在那里。他会在一面大墙上放映电影，就像在空中的电影院。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那看电影、喝酒、聊天。那是非常美妙的时刻，但这个地方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他们改变和重建了国家剧院。
后来我去了日内瓦读电影学校，那里有一家叫作格鲁特里（Grütli）的电影院。和所有西方电影院一样，这家电影院里也有一个咖啡馆。
有趣的是，他们采用了传统的模式，往往会把影片分成上下两部分，即使它是一部90分钟的电影。影片放到中途会停顿下来，观众可以出去聊15分钟，吃个冰淇淋，抽根烟，喝杯啤酒。这是我很喜欢的。
我在日内瓦读书的时候，电影基础很差。当我决定转到电影系的时候（译者注：普优就读的学校是瑞士日内瓦视觉艺术高等学校，一开始他修习的是绘画），我开始每天看6部电影。有一家录像带店叫卡洛夫——是以波利斯·卡洛夫的名字命名的，我会去那里一次性看6部电影。
我通过录像带看了《巴里·林登》（1975），为之惊讶。几个月后，格鲁特里也要放映这部电影，但我当时住在洛桑。我想，如果我去看电影的话，会赶不上回家的火车，但我最好去看至少两个半小时然后提早离场，而不是根本不去。《巴里·林登》对我很重要。我对这部电影的变焦镜头存有异议，但它仍然是一部很棒的电影。
《巴里·林登》（1975）
2000年我去英国拜访我的阿姨——她住在中部地区，距离诺丁汉大约有20分钟车程——那里有一家影碟出租店，因为我此前读过的一本书里提到了让·厄斯塔什和《母亲与娼妓》（1973），所以我租了这部电影的录影带回家。这盘录影带现在仍然保存在我家里。
《母亲与娼妓》（1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