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颠倒的时代坚守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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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阅读《左传》的难度顶多就是好奇居多。而《先知中国》所要讲述的故事显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浓缩版。而且《先知中国》采用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方式介入了这一段历史。

对于“先知”这个词语来讲。在中文世界中“先知”往往是代表着不详。至少在我们认识“先知”这个词语所代表的个人命运上出奇的一致，那就是“ 妖言惑众者弃市 ”。如果不是以《左传》为代表的历史记录中还保存着一部分有关“先知”的种种事迹，修正着我们有失偏颇的观念。可能对于先知这样的人物存在，先知先觉者本身就是自寻死路的一种做法。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 察见渊鱼者不详 ”或是“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的中庸之道迄今都在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做人行事。事未动而察见先机者，无疑是将自己放在火上灸烤。更何况，“先知”的存在还需要将“察见先机”告之于人才可能被称之为“先知”。否则，从谣言变成妖言，带来的都是自身难保！

在《先知中国》中恰恰描述的真是这样一个群体，它不是以个体的姿态出现，而是在时代中不断涌现的一个群体。在春秋战国的王权、贵族、士、平民构成的社会中，在“士”这个阶层中，“先知”人物出现的频次特别高一些。通观《先知中国》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他们洞察这个时代的风吹草动，却左右不了这个时代。这一点，对于这些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先知们”，无疑是一个最触及个人内心的悲哀。这种悲哀到了孔子整理《春秋》时到达了顶峰，所谓“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 ”或许就是悲哀走向巅峰时会变成极大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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