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出版家的书房 | 耿相新：我的书房“上天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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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相新 ：我的书房都是临时的。现在的书房也是临时的。我成家后的最大理想是拥有一间自己独立的书房，但这个理想一直是理想。不是没有实现过，而是一间根本就不够用。我曾形容我的书房是“四分五裂”“上天入地”。现在我的书多多少少地分藏在四个场所，有一处是一个朋友的仓库，只能委屈一下不常读的书了。“上天”不单是指书架顶着天花板，主要是指我收藏有存于云端的20多万册电子书，“入地”则是地下室也成为书的栖息地。我把书分为枕边书和手边书、常用书和次常用书、不常用书和收藏书六类，因为书房的非稳定性，书房和藏书的布局和陈设也就处于动态中，几无美感可言。我怀念曾经存在了15年的一间书房，我是按经、史、子、集、道教、佛教分类的，此外是世界史和外国文化史，接着是一些专题，如文献学、目录学、敦煌学、简牍学、书籍史、历代词集、国际汉学、汉译诗歌、汉译学术名著、教科书、出版学、编辑学、数字出版等。

李冬洁 ：在这些藏书中，您最珍爱的是哪些书？它们对您而言有什么意义？

耿相新 ：我不是藏书家，但自认为是一个读书家。我读书如命，但不是惜书如命。我经常送人我买的书。我买过的书都是我喜欢阅读和愿意浏览的书。如果说到珍爱，我比较喜欢“丛书集成”、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和1911年至1980年的基础教育教科书。它们是我研究课题需要参考的基本史料文献。

李冬洁 ：请您介绍一下您的藏书经历。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藏书的？您有哪些买书或者藏书的习惯？藏书的种类偏好是否发生了变化？

耿相新 ：至今，我买书依然不是为了藏书。阅读和了解书的内容是买书的动力。从上小学我就开始买书了，不过，最早是小人书（连环画）。小学高年级时开始和同学骑自行车去新华书店买《艳阳天》之类的书。到北京上大学时，买一些老师推荐的书和自己感兴趣的书。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知识井喷的时代，也是我开始大量阅读和大量买书的起步时期。

我有三个买书习惯：每到一地，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去当地最大的新华书店或民营书店；我还特别喜欢逛旧书市场或旧书小店，比如在北京、郑州、上海、天津、成都、石家庄、武汉等，甚至伦敦、法兰克福、巴黎、杜塞尔多夫等城市的旧书店里我都买过旧书；最近20年主要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书，几乎占到了我购书的95%的比例。我买书的类别随着我的兴趣而变化，我的那些专题类书籍都是集中和接续购买的，这十几个专题的书我几乎是所见必买的，其中至少有10个专题的书我可能是国内收藏最全的。作为出版人，我认为凡是自己要进入出版的领域或方向，一定要成为这个领域或方向的观察家、行家甚或专家，只有如此才能在一个细分领域站稳脚跟。换句话说，我买书的第二个动力源是为了做好出版。

李冬洁 ：您一般在书房里都会做些什么？请您用一个名词来形容书房对您的重要性和意义。

耿相新 ：我在书房里阅读并思考、理书并分类、比较并研究、接受并创作。我活在书房的空间里，书房带着我行走。我也希望自己是座书房，我带着书房漂泊。不为什么，没有目的，读书即享受。读书是一种生活，生活在读书中是一种别样幸福。

耿相新书房

“复式阅读法”

李冬洁 ：您提到“经典需反复读”，哪些书是您每隔几年就会重读的？不同阶段读同一本书的感受有何变化？

耿相新 ：我是学历史出身，探究源流几乎是天然的自觉。人类文明早期产生的经典是我的手边书。中国早期经典《诗经》《周易》《论语》《道德经》是我经常阅读的经典。佛教经典、西方基督教经典、伊斯兰教经典我也时常阅读。书籍是用来体验的，不同的人生阶段心态不同，阅读体验也必然不同。比如，早年读《老子》读出的是出世和虚空，中年读出的是处事和治世，退休之后读出的是大道至简和天人合一。

李冬洁 ：您曾提到您会注重阅读不同版本的经典著作，就像蜻蜓的“复眼”一样——“从多个角度去观察经典文本，最后勾勒出所观察对象的整体”，即“复式阅读法”。您用这种阅读方法看过哪些书？获得了怎样的收获？

耿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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