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陶希圣何事叛汪

吾庐道场 · 公众号 · · 2018-05-04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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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日方片面所提出的所谓"调整中日邦交基本条件"草案，事实上并不是一件什么奇货。因为会谈的会场，就是我住居地方的一间大会客室，一切会场布置等等，都由我指挥部署。当第一天开会之先，我还进去照了一张相，这是仅有的一张历史性的留影，一向什袭珍藏.这次离沪南下，深恐贻累家人，忍痛毁去。当时会议一开始，影佐即以事前油印好的草案一大叠，在会场分发，非但正式叁加者之高陶，自然应得一份，即散会以后，多馀的仍留置在会谈桌上，并未携去。因为日方明知这不过是一张估价单，凭天索价，汪方势必着地还钱，内心上就对之并不重视。又因会场与后面的小会客室，仅有一重丝绒的门帘为隔，声浪可以清楚的传入，我在小会客室中静听，佛海首先大声表示日方条件如此苛刻，则一切将无从谈起。影佐的答覆则是汪方可以另提对案。中间又夹杂了犬养健调停的话，第一天的会谈，就匆匆散会。不料高掏竟挟之以为邀功之具，港渝亦且视为瑰宝，可哂也!

如前文所述，高陶抵沪以后，始终不肯住于保护周密之一一三六弄。那时上海暗杀案件，已层见叠出，汪周等很以他们的安全为虑，屡屡劝其迁入，高陶则一味托词延宕，重庆特工人员之得以达成目的，汪方于出走前的绝未发觉，此为最大之原因。因为高陶事前表演得既积极而又出色，又加上与汪之私人关系，所以从无人对之发生怀疑。但可以断言高陶之出走，绝非简单的所谓"深明大义,幡然变计"。以高陶的对于和运，均以劳苦功高之开国元勋自命，对权位志不在小，那时对日的谈判虽方在开始，但政权成立后之重要人事，已拟有一个大概的轮廓。汪所内定的，是政权成立以后，陶除"中宣部"外，兼任政府方面的"宣传部长"，而陶则不愿任空洞的"宣传部"，志在取得"实业部"。但实业部汪曾面许由梅思平担任，已无可变更。至高宗武汪认为其资历不够，只能任"外交部次长"，高则以为近卫三原则且由其一手取来，且以后汪政权之外交对象，也不过着重在日本，外长一席，自非其莫属。但两人心中虽不满意，而又不敢与汪面争。"壮志"难酬，渝方特工人员乃得乘其觖望之际，一经诱劝，自然很容易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