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就是闲的，不够忙，你每天忙的时间太少了”，来自亲人的这些话往往中断了她继续沟通的想法。这似乎是很多无沟通式家庭的现状，经受过物质匮乏一代的父母无法理解物质生活丰厚下孩子的精神压力，隐蔽的新型代际冲突正被忽视。
凯博文
（Arthur Kleinman）
从文化建构的角度切入解释为，习惯性的压抑也使得精神和心理上的痛苦不容易被探讨，而躯体化的表达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沈黎也不会向朋友讲述自己的情况。“大学的朋友不了解现状，工作上的朋友也不会很了解自己，如果将来龙去脉再讲一遍就太麻烦了。”对于她来说，生活像一个巨大的发条玩具，隐秘的诱因在齿轮的转动中演绎，除了自己没有人参与其中。
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环境包裹着我们，觊觎我们的睡眠，时刻准备入侵夺走它。
“这个年纪你怎么睡得着？”
马特听考研课时，这句话令他印象深刻。自2016年起，研究生报考人数就进入了高增长阶段，从2015至2022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5.8%，而他考试那一年，2022年的增长比例则超过21%。
打开社交媒体，大量的“上岸帖”涌现，“早6晚12考公上岸”、“每天只睡5小时上岸top5”等标题都在宣扬用睡眠换取一个成绩，考上研或有编制后还要继续换取读博或晋升的机会。
到底哪里是“岸”，他望不到，或许原本就没有。
“由于睡眠本质上不能带来效益，而且人不得不睡觉是内在决定的，这给生产、流通和消费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所以睡眠将永远与24/7体制（7天24小时）的要求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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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克拉里
（Jonathan Crary）
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中指出。
但这并不是危言耸听，2024年3月，韩国雇佣劳动部等有关部门将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上限从52小时提升至69小时，这就意味着占用了原本的睡眠时间进行工作。甚至由于韩国盛行聚餐文化，一再延迟原本的准备入睡时间。克拉里强调，“在全球化论者的新自由主义范式里，失败者才睡觉。”
24/7体制下，永远运转的除了机器还有人，模糊了白昼与黑夜的工作，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周而复始。
当前被广泛接受的失眠病理机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神经影像学研究支持的过度觉醒假说，即失眠是一种过度觉醒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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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过度觉醒是横跨24小时的高觉醒状态，表现为自主神经功能活动的增加等。一项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PET）
研究发现，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失眠症患者在睡眠和清醒期间表现出整体脑葡萄糖代谢增加，并且在包括丘脑在内的觉醒促进区域，从清醒到睡眠的相对代谢下降幅度较小。
[5]
（但后来一项样本较大的研究未发现失眠患者觉醒促进区域的差距）
这项PET研究为过度觉醒假说提供了第一个直接的神经影像学证据。
图1 失眠患者从清醒状态到睡眠状态的脑结构没有显示代谢率降低（A）；健康受试者清醒时相对代谢高于失眠患者的大脑结构（B）图源：参考文献[3]
另一种是认知行为学中用来解释失眠发生、发展和持续的3P假说，即易感因素
（Predisposing Factor）
、促发因素
（Precipitating Factor）
和维持因素
（Perpetuating Factor）
累积超过了发病所需的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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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因素通常包括年龄、性格特征、生活事件以及失眠得以持续的行为和信念等。
这一假说与情绪息息相关，马修·沃克
（Matthew Walker）
在《我们为什么要睡觉？》一书中指出，“当我们情感思绪的旋转齿轮开始转动，焦虑地担心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甚至那些遥远的将来还未发生的事情，难怪睡眠几乎不可能开始或持续。”
单一的评价标准中，好像容不得一点脱离轨迹的差错。马特常回忆起考研调剂的日子，辗转难眠，“只要闭上眼睛就会想为什么只差了一点点？为什么忘记了考前背过的内容？为什么没有再早一点开始复习？找一份工作还是继续考？考哪里？”无数个发问之后，无法入睡的马特拿起手机刷视频，“其实也看不进去，只是想暂时逃避这些问题”，于是，每天凌晨三四点他才能入睡。
上述两种假说并非完全排斥，而是会相互补充。
过度觉醒已被证明在躯体、情感、认知等多种水平上得以体现，其中失眠易感性的许多特征都与觉醒性增加有关，即倾向以高水平的认知、情感以及生理唤醒对压力源作出反应，这也会导致短期睡眠障碍向慢性转变。
当轻度压力源有规律地出现时，觉醒的基线也会随着唤起能力的增加而提高，但与急性压力源的对抗会导致过度的觉醒，从而干扰睡眠。由于认知情绪的改变，它们本身就作为压力源被功能失调地处理，从而导致失眠，过度觉醒变成了慢性的，
[7]
失眠陷入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