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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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理解，到美国之后的赵刚，渐渐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六十年代以来的美国新左派世界观里安定下来，选择劳工、社运这类左派色彩浓厚的社会学议题从事研究。
八十年代末，他回到台湾，时值政治“解严”，经济经历七十年代以来的十年繁荣后开始衰落、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他感觉到：
八十年代下半期，留学西方的人文与社会学者在回到睽违多年的台湾时，所面对的是一个和当时负笈离乡时已面貌大异的社会。……时人谓之“社会力的崛起”。
（《知识之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赵刚积极介入工运，跟踪、撰写过新竹远东化纤1989年罢工事件的社会史调查，他的选择顺应了台湾社会变迁形势、立定于时代的前沿，也因内心里对左翼的认同，于九十年代初加入台社（《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社）共同体，此后台社成了他“在这个岛屿上唯一外延的知识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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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
然而很快地，到九十年代初，随着李登辉政权极力推进民粹化和“去中国化”，收编社会的反抗势力，台湾的社会骚动和世情浮躁渐渐沉寂。赵刚一面以反抗的姿态持续地思索工运，进而扩展到对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激进民主、民族主义等宏大议题的观察，《小心国家族：批判的社运与社运的批判》
（唐山，1994年）
以及《四海穷困：战云下的证词》
（唐山，2005年）
皆他在经验领域的探索成果；另一面则开始关注台湾知识界明显的变化趋势——
我想这和他这时入职东海大学、进入学院体制有关，也和他反思工运研究背后的价值问题与方法论基础有关——由此迈向了社会理论的思考。
因赵刚跨越体制内外两界，故而亲身认知到人文社科知识界正显现出分离的两股路径（同一时期，在改革开放已十年的大陆，学界发生着部分相似的蜕变）：一方是兴起中的以学术分工、价值中立为标榜的专业化科学，社会学即典型代表；另一方是坚持跨学科与介入社会现实的“文化研究”，主要是台社同人开展的学术探索，除了工运之外，还轰轰烈烈地讨论着女性主义、消费主义、同性恋等典型的现代性议题。
虽然在社会学界讨生活，然则相比无批判力，或者不容批判性思考的社会学，赵刚显然更认同文化研究的无畏与质疑精神，还有对待现代知识问题的反身性自觉意识。但他结合持续的对工运的反思，清醒地发现文化研究在理论上处在茫然的境地，后者总体上倚赖欧陆七十年代新兴的文化理论，接受的是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知识路径，文化研究采取解构现代性话语的策略的同时，终不免落入主体不明、价值不清，总之“轻于历史，薄于现实”
（《知识之锚》，第3页）
的困境。对此，赵刚有意识地力图在“元”（meta）的层次上重新“锚”定批判性知识活动的规范基础。
《知识之锚》一书可谓赵刚最初阶段的社会理论思考的集结，收录了他九十年代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发表的五篇代表性文章。与近期的《主体状态》透露出的“行走”的思想气质有别，《知识之锚》分明展现了作者站定理论之元的决心，并且洋溢着一位青年理论家的思辨激情。当然，对左翼学者赵刚而言，元理论必须落实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在当代台湾的在地化。因此全书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可以概括为：激进的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应该建立怎样的联系？
《知识之锚：当代社会理论的重建》，赵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237页，22.00元
诚然，五篇文章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我认为其中的两篇特别值得关注，和他面向未来的思想定向息息相关。一篇是他评议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的商榷之作；另一篇是他检讨工运的《跳出妒恨的认同政治，进入解放的培力政治——串联尼采和激进民主》
（以下简称《跳出妒恨》）
一文。
单纯就赵刚评议汪晖的文章本身来看，他一方面借鉴汪文对大陆九十年代各思潮的批评，收拾岛内不同的现代性话语及其意识形态，另一面则批评汪文并没有区分“批判的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只专注于对后者的检讨，却错失了对前者的主体性的建设。如果从该文更深邃的思路和更广大的影响着眼，其重要性有二：
第一，赵刚已经有意识地关注现代化命运在台湾和大陆产生与展开的共时性，而且初步锚定了全球视野里的批判性意识的对立方，用他的话来说，一个批判的现代性计划的重要，“来自于对新自由主义及其鼓动的全球化意识形态霸权的急迫危机感”
（《知识之锚》，93页）
。
第二，他初步形成主体意识，明确了现代批判主体，在已经被抛弃的普遍主义的宏大理论家和当前炙手可热的从事特定知识生产的专家（包括沉醉于后现代的碎片写作之徒）之外，走出第三条路，即能从自身的日常生活出发，将自己的人生历程、在地情境、社会整体结构与时代历史关联起来，并积极介入实践的知识分子。很明显，赵刚树立的现代批判主体的形象，基本上遵循了以米尔斯（C. Wright Mills）为代表的美国新左派的认识框架（他在《知识之锚》里，还将此传统追溯到了杜威实用主义），他倡言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大陆一般翻译为“社会学的想象力”），并且认为汪文对大陆学界的重要性，就在于以此种批判的态度重建社会理论、介入地创造历史（当然，他认为汪晖自己并未明白地讲出这一点）。因此，对面向未来的知识主体来说，台湾与大陆的知识界又站在了共时性的时刻表中。
赵刚的另一篇文字——《跳出妒恨》是他对自己的工运研究以及台社“文化研究”的诸经验探索得失的反省，可能也是赵刚早期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据陈光兴讲，这篇论文乃九十年代反思工运的杰作，特别是作者从尼采哲学里提炼的“妒恨”（大陆一般翻译为“怨恨”）与“培力”（empowerment）成为了台湾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的常用关键字。
从社会理论的角度看，我认为此文的价值，在于重视社会运动中的集体意识和心理学维度，以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局限之处，而且赵刚吸收尼采的思想资源，扩展了新左派在地化的理论视野。“妒恨”自此成为赵刚分析台湾社会现象的核心范畴，也为其马克思主义点染上了浓厚的心理学和文化论分析的色彩，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何他后来更善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政治史学的写作技法，而非习常的结构和机制的解释范式（指出这一点，是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主体状态》里一系列成熟了的分析台湾社会运动史的文章）。与“妒恨”相对的“培力”确立了主体的力量原则，使主体不拘于某种特定的实体原则，赵刚借尼采的形而上学革命的启迪，为自己的主体超克“单向度”甚至“平旷世界”埋下了种子。
此外，本文扩大了现代批判主体的外延与内涵，从知识分子扩及激进工运的劳工或群众，并且指出，他们的运动所诉诸的不应是悲情的构建与对占有的热狂，以致陷入妒恨却无力的奴隶状态，而应在运动过程中自我教育，尤其培育的审美和意欲感受力。这意味着赵刚在真正尝试让理论主体和实践对象合为一体，让理论掌握群众，“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此外，他有意识地向集体心理的深度探询，很有法兰克福学派一系的味道，因而是对新左派社会批判在文化维度的扩展与深化。
步入二十一世纪，赵刚对他原本安然栖居的新左世界观产生了怀疑。一个为他反复提及的事件，就是“9·11”后，美国捏造证据，在举国昏昏的支持下，悍然入侵伊拉克。经此，他猛然觉醒，过去接受美国新左派思想，仅因为后者曾满足了他青年时代朦胧的“左”的感觉和需要，新左派同西方所有现代意识形态在承认单一的西方“普世价值”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其“内在批判”只是高明在比较诚实地承认西方制度与理想言说之间的落差罢了。诚然，他此前循新左派思想初步制定的社会理论纲领，呼吁历史（时）和全球（空）视野追寻批判主体，锚定知识之“元”，可最终“锚”定的不过抽象的主体形式和历史幻觉。究其根本，在新左派思想世界里，没有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更没有作为众数的第三世界的主体。
2003至2005年间，赵刚度过了他人生最关键的转折期，他在不同的自述文章里，称之为“历史转向”或“中国转向”。《主体状态》的思想世界，就是从这一具有非凡“文化自觉”意义的转向出发，一步步行走开拓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