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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多了，不存在的。这只是个脉冲。我在多篇报告里已经写到过，所谓信用脉冲，只是暂时的一竖。信用复苏已经被四月份的数据证伪，银行二季度的数据一定也会降下来。
银行业绩的评估，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程来讨论。
微观方程可以简化为“规模 x 利差 - 不良”。宏观方程简化为“货币政策（利差）x 信贷政策（规模）+ 经济周期”。
很显然，第一季度对银行来说是皆大欢喜的，每个变量都充满了正能量。规模不用说了，一季度早放款早受益，政策部门集体发声鼓励信贷扩张，贷款出现了迅猛增长，表外也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利差也不错，宽松的货币保持低位，自营的债券出现了明显的浮盈，计入当期利润后与去年同期相比肯定会有大的起色。所以，一季度银行的利润出现了显著反弹，以至于好多银行加大了不良的核销和拨备。
但是不要被假象迷惑，要知道银行业务可不是一般的企业业务，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错觉，或者利润确认的错配。最主要的一个表现是，当期的信贷投放实现的净利息收入，可以立即形成快速增长的营收，但风险往往在一年或多年后爆发。这种利益在时空上的扭曲，造成了人性的扭曲。
有人说，不是要计提拨备吗，计提损失准备吗，计提经济资本吗。别那么天真，所谓的这些监管指标，计量的主要是过去式。银行总会低估对未来的风险计提。况且还有为了规避风险成本，通过银行影子或者影子银行腾挪到其它项下或者表外。
所以，你还是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作为银行的高管，实际上你的责任就是负责树立价值观。因为你们的理念决定了全行的理念，你们的气质决定了整个组织的气质。这是我做了多年战略规划和研究管理工作得到最大的心得。组织上没有集体认知，再好的方案拿过来都会变形。这是组织行为学。
新时代银行家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那就是正确看待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产业资本好了你借贷资本才会好，因为银行瓜分的是实体经济的剩余价值。这个瓜分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是保证企业利润率为正，产业资本有利可图。如果没有普遍的社会化的利润以及增长，产业资本就没有投资的动力，借贷资本的利润从哪里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常识。
为什么说这是个价值观呢？因为这个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有些“形而上”的。金融的利润来自实体经济，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话虽这么说，但是现实表象表现的并不这么直接。尤其是最近几年，实体经济并不是那么好，但是银行还是“旱涝保收”——金融开始自组织和自生长了。当初担心的事情，什么不能一直干大客户，什么互联网将消灭银行，实际上都没发生。这就导致了银行在战略上的懒惰。既然可以一直这么活下去，而且政策一直赏饭吃，又何必真的改革转型。
况且，经历了三年的严监管，为了应付监管都自顾不暇，哪还有时间搞什么改革转型。这也是银行失去转型动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倒逼式改革的悖论与
战略转型的下一程
时间过的太快，周期也太短促。记得在上一个战略周期里，也就是2013年十八大敲响的“深化改革元年”，银行业也掀起了转型改革的浪潮。
同年，互联网金融元年，大资管元年，债券牛市等等，热火朝天，一片红火气象。此时，转型和创新，也成为银行业统治性的话语频繁出现在战略里。谁不谈转型，谁似乎就不符合这个时代的潮流。
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三年，金融改革元年就变成了金融监管元年。改革的热情被2015年的股灾当场浇了一盆冷水。金融创新和多层次金融体系建设，被异化成了野蛮生长的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这个原来多么亮丽的词语也被P2P的骗局污染，区块链也成为币圈骗人收智商税的代名词。人们很快抛弃了互联网金融这个被污染的名词，新造了一个词，叫“金融科技”。
大资管、泛投行，曾经多么亮眼的战略转型方向，成为严监管的对象。仅仅在严监管三周年后，转型的声音已经“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总被无情恼”。或许也不是忘了转型的初心，而是真的不知道转向何方。在监管层和股东之间，在政策和市场之间，存在着层峦叠嶂迷雾重重。
而在改革的动力学上，如果改革都是倒逼的，那么在系统膨胀或熵增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存在一个悖论：
有能力改革的时候没动力，有动力改革的时候已经没有能力了。所以留给转型的时间窗口，几乎是稍纵即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