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预期管理的重要性——财政的空间有多大

李迅雷金融与投资 · 公众号 · 金融 · 2024-10-20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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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地财政支出比例需要优化

二十届三中全会涉及财税改革有不少篇幅，总体看还是顺应了学界的长期呼吁，“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适度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因此，需要按三中全会的财税改革方向继续推进下去。目前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支出比例上存在明显的差距。有人统计，2023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总体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14%，这使得中央财政在发挥资源配置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弱。

2023年中央财政向地方下达的转移支付超过10万亿元，即超过中央财政的本级收入，这显然不太合适，因为中央财政要靠举债来维持开支。那么，是否有必要把那么多财力都给地方？实际上就是地方财力的再分配。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水平显著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从2022年的数据看，日本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水平为36.6%，美国为28.8%，法国为9.4%，中国由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余额没有确切数据，但地方政府的总体杠杆率水平估计在80%以上。

政府杠杆率的国别比较

来源： WIND ，中泰证券研究所

为何在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规模如此大的背景下，地方的杠杆率水平还那么高呢？首先，这与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有关，我国用支出法计算的GDP构成中，资本形成（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贡献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即便在房地产开发投资连续负增长的这几年也是如此。

其次，与投资效率有关，尽管中央要求财政支出要提质增效，但据测算，2023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ROIC（所投资本回报率）中位数已经降至0.46%，说明我国的基础设施已经总体过剩。但为了完成GDP目标，仍主要通过增大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规模来弥补房地产和消费不足的缺口。

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新质生产力的角度看，有必要调整央地财政支出的比重，本质上是厘清央地之间的事权和财权。由于人口流动、资本流动、货物流动等原因，单独一个省份或一个大城市的财政支出很难做到资源合理配置，而中央财政可以根据国家的战略部署，比地方财政在做到财政资源优化配置方面更具优势。

从过去十年来地方债务规模的超常规增长来看，确实也反映出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问题及提质增效方面的不足。故应该降低向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相应增加中央财政在全国总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如果要扩大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就需要增加中央财政的事权，即重新划分央地之间的事权。总的原则应该是增加中央在提供全国范围内公共服务的事权，例如，面对人口流动、不少地区今后可能成为“锈带”的现实，中央是否在服务民生方面扩大财政支出？如教育、医疗和养老和增加居民收入等方面承担更多的事权，同时相应减少向地方转移支付的额度？

例如，社会呼吁强烈且持久的消费券发放问题，地方政府是没有能力和意愿用财政支出来发放真正意义上的消费券，因为人口是流动的，消费是广义的。只有中央财政才能发放普及全国的消费券，但前提是要有财力资源。如果给地方转移支付的规模降低30%，即拿出3万亿元用于民生支出，其对民生的改善和消费的拉动将立竿见影。

中央财政加杠杆空间需打开

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三季度GDP增速为4.6%，比二季度进一步下滑，如果全年要实现5%的增长目标，四季度的GDP同比增速必须达到5.4%，环比增速则需要达到10.3%,实现难度很大。

前三季度三驾马车的大致数据，零售增速为3.2%（权重最大），投资增速为3.4%，出口增速为6.2%（人民币计价，权重最小），与GDP5%增长目标相距甚远。需要提示的是，前三季度房地产投资仍然为负增长10.2%，这应该是连续第三年维持-10%的下行了。房地产长周期下行的趋势进一步得到确认，经济收缩的乘数效应在今后还会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