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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创新的主体是企业。那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就不能插手了？其实不然，重大科研项目比如航天、大规模射电望远镜、大型粒子加速器等，政府还是应该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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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形成居民消费品的创新产品，一定主要依靠企业。所以二者不能偏废。
同时，不管哪个企业创造出的新产品，最终都要落实到制定行业标准才能普遍推广适用。
像美国，除了食品药品标准需要政府制定并监管，其它的行业标准更重视企业和行业组织的作用，比如企业自行组织的钢铁协会、汽车协会等。德国的西门子，我们考察时问他们的标准是什么，负责人很自豪地说，西门子某一项产品的标准已经不仅仅是国家标准，也是世界标准。
现在，互联网发展起来以后，相关技术标准哪些是政府先制定的？
行业标准应该在企业和顾客的供需博弈过程中形成。企业在市场机制中，最清楚哪种行业标准最恰当。
如果我们经济还处于赶超阶段，可以引进西方成熟的技术和标准。但到了创新阶段，政府应充分发挥企业，尤其是行业协会制定行业标准方面的作用。中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有自己的组织。这个组织的作用一方面是行业自律，另一方面就是依法维权。包括市场准入很大程度上也应是行业标准起作用，这样政府简政放权也比较省事。
这一届政府提出行业协会与主管部门脱钩，去行政化。过去，很多行业协会政府部门介入很深，像是政府的附属物，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能起桥梁纽带作用就很好了，并不是该行业企业自发成立的，也难以发挥行业组织自身的维权和自律作用。国外的行业组织和政府虽然关系也很密切，但他们是独立的主体。
我觉得，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改革大方向，让行业协会独立出来，与政府行政部门脱钩是必定要走的路。
记者：关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张维迎和林毅夫教授的产业规划之争”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辩论，您更倾向哪边？
宋晓梧：两位教授讨论产业政策、产业规划等，一方强调政府、一方强调企业，但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双方都没有提到行业组织，这是一个缺陷。我前几年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三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提出政府是一维、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社会组织是一维，企业是一维。我觉得三个方面都是很重要的，而我们更缺乏的是社会组织这一维。至于在林、张两个人之间更倾向谁，我就不好再评论了。
如果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讨论，应该说是政府干预过多了，越位过多了，留给市场和企业的空间少了。当然政府也有缺位，很多该做的事没做好，比如市场规则、监管、服务，还有税收和社会保障等方面。
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应该更强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理论上已经提出来了，但实际工作中要贯彻落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国有资本目前不必从竞争领域里完全退出
记者：目前，国企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国企改革包括政府和企业双重性质，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进行改革？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宋晓梧：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个提法一直延续了将近二十年，期间国企抓大放小，分流下岗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上其他社会问题、生态问题逐步突出，2003年以后，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的提法逐渐淡化了。
国企改革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产权问题。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初期，我们提出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但是那时就有学者认为，仅仅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不够的。西方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发生在企业内部，如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关系。从我们国家情况来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由政府代表持有。所以有学者提出，是不是应该实行法律的所有权和职能所有权的分离，或者说国有资产的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的分离。价值形态就是资本，实物形态就是目前人们说的企业。实际上，国有资产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分离，必然形成混合所有制，我个人30年前就做过这样的预测分析。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问题后，国有企业改革有了一个更加明确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