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周大伟：法院百年路漫漫

中国现代司法制度并非直接从自己的历史传统中演变而来的，而是传统司法在西方司法文明的冲击下渐次转型而形成的。古代中国没有分权制度的设计，行政与司法高度合一。知县和知府，既是拥有行政管理权的地方官员，又是拥有司法审判权的法官大人，同时还是教化地方民众的道德楷模；县衙门既是地方行署的办公所在地，又是民刑案件的过堂听讯处。同时，在古代中国，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没有区分，即没有检察官，更没有律师。在衙门内，根本不讲究证据规则，对当事人施行刑讯逼供的现象比比皆是，完全谈不上近代意义上的人权保障机构。加上法律的道德化及其判决的不确定性等，使古代中国的司法权的运作呈现出非理性特征。

著名旅美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一篇演讲中，讲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明朝时南方某地有一个县官，上任后颁布了一条新的规则：今后凡是来他的县衙门打官司的人，过堂时无论原告还是被告，统统要先按在地上打几大板，然后再站起来陈述各自的理由。他的理由很简单，凡是到我这来打官司的，都是有辱儒道的家伙，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所以，先要让你们吃点苦头。这样一来，县衙门倒是门庭冷落、几可罗雀，可是乡间依旧是争斗不绝、盗匪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