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的信交给倪光南以后犹如石沉大海，在前后的一个多月之中，我为互相不能理解而痛苦万状。但是当我逐渐明白过来倪光南把矛盾升级到了向院领导告状说我去香港联想上市时有意让利给港方，把矛盾的性质逐渐推到了一个对抗性领域的时候，我的痛苦就转成无以名状的愤怒。
倪光南主攻的是香港联想方面。香港联想日常主持工作的是香港人总经理吕谭平，吕谭平是个事业型的香港资本家，他也是用120分的身心执着地投入他的工作。但是长期生活在不同的环境的两部分人融合在一起有相当的困难，文化背景、世界观、管理方法都不同。所谓优势互补是瘸子要肯给瞎子指路，而瞎子要肯背瘸子。要做到这点是多么的不容易，在处理问题上要公平公正，作为香港联想董事局的主席要以香港联想的利益为出发点，在保证北京联想利益的同时，要真诚考虑合作方的利益。我自己以为是以我坦荡的胸襟，和奉献的精神以及处理问题的果断和坚决，注意反复沟通的方法，取得了香港合作者的信赖和尊敬。香港联想的事情我几乎每一件都及时和曾茂朝、李勤两位董事商量(当时倪还不是董事)，大事还及时向北京总裁室介绍。因为我知道北京的同志很难设想在海外推进每一件事时的艰难。另外，“先把饼做大，再考虑如何分饼”的观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倪光南和吕谭平在香港联想研究开发中心的指导思想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也扩展到了方方面面。我在香港的工作，倪光南同志是看得到的，我和他以前从工作到事情都是有交流的，我认为他是了解我的。我不能相信倪光南同志是由于主观推断的怀疑导致了向上面告恶状的结果。
从去年到今年，两次若干个问题，当倪光南同志和我在工作中意见分歧尖锐的时候，他就向院领导告我经济方面有重大问题的状，一个问题调查清楚了，解释完了就又来一个问题，不把我打入监狱绝不罢休。院调查组认为他是主观推论得出的怀疑，我则认为他是有意的中伤。
对联想集团的技术开发方向和路线及具体管理方式，我与倪光南同志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总裁和总工意见不同是非常正常而且平常的事；当总工不能服从总裁的决定，并用激烈的方式反对，就不正常，但能理解；但因为这种工作中的意见分歧发展到对人的品质进行恶性中伤，试图打倒对方，这种做法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作法，令人愤怒，使矛盾的性质转成对抗性的，以致无法调和。
李勤保证给我送饭探监
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我的工作是艰难的。最难的地方在于冒风险，冒商业风险和政策风险。越过风险以后全体同志共享共同拼搏的成绩，如果越不过去法人代表就要代表大家来品尝苦果。我们两次受到惩罚的政策风险：一次是1987年为发放第一次承包后的奖金，为逃避所得税我们用支票换现金，1989年被查出罚款30万，我受到院审计局副局长陈冲同志的警告。一次是1990年，我们用散件组装的方式进口微机，被人告密。尽管全中国的微机都是用这样的方式进口的，没有任何一家交整机税；尽管有的厂家甚至靠倒卖批文为生，但是民不举官不究，我们那次受到了重创。当时的总裁室秘书陈淑华同志可以证明，我作为法人代表已经做了卖现房的准备，李勤同志分工保证送饭探监，但最后的结果没有那么严重，以罚款200万元结案。
政策风险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策法律(比如税法、海关法、外汇政策等)是在不断地演变、完善。企业要理解在转轨期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不严密、不自给；国家也应该允许企业在不成熟的政策面前有转寰的能力。但这都是要通过人来实现的，人的眼光、角度，好恶的不同就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即使我们极其小心、战战兢兢地处理各种敏感问题也照样有可能导致锒铛入狱的结果，如果再有人死盯住你不放，不断从工作中找出各种上纲上线的毛病，那么企业的领导人只有两条路，要么辞职，要么就任何事情都不要做，和企业一起坐以待毙。
今年当院调查组又一次根据倪光南同志的控告对我进行调查时，我的态度一度是有些消极的。这是痛苦和气愤之后的消极。痛苦是因为得不到自己真心尊重的人的理解而痛苦，是怕因为不团结影响了联想的发展而痛苦，气愤是为受到意想不到的中伤而气愤；消极则是因为又一次对我进行背靠背的调查，我感到不理解、感到委屈、搞不清楚自己在给谁干，还值不值得再干。院领导、调查组的同志给我做了很多工作，明确表示对我的信任，总裁室的同志也积极支持我的工作。我在这里明确表示：联想的事业是科学院的事业，是国家的事业，今天我的发言是最不像总裁的一次，十一年了，让我的忘情自由地流淌一次吧，请大家原谅(讲到这儿，柳传志又一次抽泣起来)。
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任重而道远，我愿和总裁室全体同志一道团结一致，积极上进，带领大家走向新的胜利!也是大家的事业，事关重大。我要么就不做，要做就义无反顾，不犹豫、不彷徨，坚决把总裁的工作做好。
支持倪光南自己办企业
倪光南同志和我分手以后，如果准备开办企业或研究所，需要从联想要人，此刻愿意去的同志或愿意去的部门，我都表示支持，经费经董事会和总裁室讨论后，也将尽力支持。如果倪光南同志准备以个人身份开展工作，董事会和总裁将把他作为主要创业者来考虑他的生活待遇。
台下员工不敢出声，很多人惊呆了，不仅是因为听到要解除倪光南总工的职务，还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柳传志流泪，对很多人来说，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职务，没有见柳传志流泪震撼大。在联想员工心中，柳传志是永远坚实可靠的依托，他怎么能够脆弱到当众掩面而泣的地步?
倪光南不认为柳传志有什么好痛哭流涕的，在倪光南看来，“那只是表演”。“6月30号，将我免职.他应该高兴才是——倪光南上告没告倒我，我反而将倪光南弄倒了。”
最后，轮到倪光南发言。倪光南异常镇定，仿佛刚才宣布的调查结果和撤职决定都和他无关。他缓缓走上主席台，开始讲话，声音不大，语调中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倪光南没准备讲稿，讲话内容像是信手拈来，最后又掷地有声，和柳传志大动感情，照讲稿一字一句念，形成强烈反差。
倪光南发言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我以前学的计算机，也学过无线电。所以我当时刚开始工作时只会做硬件。但是后来环境有变化，我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国外每个人有个终端，这样我就可以在终端面前学习很多软件的东西。回国以后，慢慢地适应就转向软件方面。所以我觉得工作环境的变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学习的机会。我这次因为免去了行政职务，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做一些研究工作。这可能对自己还要认真适应改变的环境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情，可能对大家有帮助。比如说上个月北航倪教授他们那个国家实验室，他们做的多指令、多数据的的计算机，产品化有困难。我就提出，你的技术很好，但是产品化不如去把这个技术用到做高可用度的计算机，这就是个新思路。既有容错机的能力，又有多处理机的能力，他们也觉得很好。所以我觉得由于我的一些经验以及积累的自身能力，可能对大家以后的一些方面有促进的作用。
另外就是说国内外的一些关系，公司、机构、还有一些人的关系，这些方面可帮大家做些工作、干些事情，其他的如讲课等也可以。
这次科技大会，我觉得最大的体会是我们整个新时期的目标就是科教兴国。我认为责任不同、岗位不同、能力不同，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全心全意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尽可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为了这个大目标，特别是我们联想集团肩负发展民族计算机工业的责任。所以我们作为自己来讲，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
最近因为公司里发生的一些情况，从不同的渠道外面有些反映，也问我，我回答三句话：第一，倪光南还在联想，这是事实；第二，我还在工作，这也是事实；第三句话是，请董事长反映到院里去，务必请院领导能够知道，因为据说院领导在考虑分配工作的问题，我希望能将意见反映到院里，如果我还能工作的话，我始终将为联想工作。
倪光南发言结束，下面有零星的掌声，主要来自程控交换机部门。倪光南此前曾提出不要开这个会，愿意以健康原因辞职，理由是，这样处理社会影响比较小，对联想有好处。联想董事会没同意倪光南的意见。
此次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开完会，10点多，柳传志回506继续工作，大家也都回去正常工作，未出现什么波澜，甚至都避免议论此事，这是联想的文化。
第二天，有记者采访倪光南，请他谈感受，倪光南说，这个事情现在不能谈。倪光南给这家报社写了一篇《十年之后中国软件是不是世界佼佼者》了事。
1995年以后状告
能告到的地方全告到了
柳传志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气急败坏：“一个调查没事了，又换个新内容调查，如果他老是瞎编，你们老要调查吗?我还干活不干?”
李致洁对柳传志说：“老倪这事，你还是做好思想准备，将事情查清楚对你有好处。”
倪光南不向记者说，他要通过组织向上告。因为党纪规定，上告材料这里无法公开，可以公开的是，能够上告的地方，倪光南几乎全告到了。
同样，按照党纪，有人上告，就要有人调查，有调查，就要有调查结果。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部、国家审计署、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先后都对倪光南上告柳传志的问题进行了调查。1997年8月，中科院更组织了院监察、审计、高企等司局，配备财会人员，由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带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调查结论是“所提四个方面的问题，均系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调查中没有发现个人有违法违纪问题。”经反复调查，科学院对事情有了底，科学院副院长严义埙现在很支持联想的工作，就是因为在调查柳传志的过程中，逐步了解了联想，了解了柳传志。
香港联想是香港上市公司，按规定，不能接受国内调查，每次查到香港联想，香港联想港籍财务总监总会气冲冲地问柳传志：“这个调查你清楚吗?你要对这个调查负责任。”柳传志每次都有气无力地对财务总监说：“我清楚，我同意调查，希望你们好好支持。”
倪光南的上告不仅让柳传志委屈、痛苦、愤怒，也打乱了整个联想的运营，1997年是倪光南上告的高峰期，当时正值联想进行南北整合，因为倪光南上告，不先查清楚老问题，证监会不批南北整合，致使北京联想向香港联想注资整合工作推迟半年多时间，痛失最佳时机，造成股市上的巨大损失。
不将柳传志送进监狱决不罢休
倪光南上告遵守组织原则，一级一级往上告，他首先向联想董事长曾茂朝反映，柳传志在上市时逃走了1.2亿资金。
曾茂朝对倪光南说：“这条你不是要让他掉脑袋?”倪光南说：“我就是要将他送进监狱去。”
曾茂朝劝倪光南：“联想发展到今天不容易，罪与非罪的界限国家是清楚的，他够不上犯罪。你将柳传志搞下来，联想怎么办?”
倪光南说：“联想好办，找个年轻人。”曾茂朝说：“你来搞也不成，你没有柳传志那几下子，仅向银行借钱，你就借不来。”
曾茂朝曾经试图通过倪光南夫人劝倪光南，倪光南夫人对曾茂朝说：“王宝森都能拉下来，不信他柳传志拉不下来。”
以上对话，来自联想董事长曾茂朝的叙述。今天，倪光南矢口否认说过此类的话，他说，他“不会这样说”。这是一段令人胆颤心惊的对话，但愿它没有发生过。
倪光南上告期间，联想依然发给他每月8000元的工资，倪光南认为是“应该的”，他说：“联想副总裁退休后一般都会维持这样的工资水平，被解聘后，我认为自己是一种退休状态。”
柳传志父亲偶尔教训柳传志，只一句话就能让柳传志哑口无言，“想想你对倪光南事情的态度吧。”
在为人处事上，柳传志认为，凡事应该讲透，应该坦诚相待，柳传志父亲则担心儿子“是不是将人都考虑得太善良了”?在柳传志的逻辑里，两个人有“不同意见，正常；不同意见坚决不服，不正常，但可以理解；玩了命告状，这样的人很少很少。我恰恰就碰到一个这样的人，这个人又是我真心对待的人。”“我坚决反对无商不奸的说法，我坚决认为做大事的人要讲信誉，我一定要将光明磊落做事的原则坚持下去。和倪光南的事情，能得到公司所有人的谅解，和我做事透明有关，如果我把着财务，别人都不知道，这事就很难说了。”
钓鱼台谈话
倪光南上告柳传志期间，柳传志约倪光南在钓鱼台公园谈过一次。今天，倪光南说他当年“也许应该灵活些……但我做人有原则，原则有时候很难灵活，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掌握，这可能是我这个年纪知识分子的缺陷。”
“我不能接受不向上反映的条件，我觉得我接受了，我就对不起大家。一定要上面有个结论才行，我不能满足于他的意见。如果我仅从我个人的利益考虑，这个事情不好说，我会有另外一种方式。”“也许我比较天真，我觉得我是董事，我是代表大家利益的。”
倪光南后悔那次谈话没带录音机，“如果我录了音，柳传志就麻烦了。没录音，我就不说当时的内容了。”后来，倪光南都带录音机了，即使和科学院副院长严义埙反映柳传志的问题，也会“啪”地将录音机摆在桌上。
1999年公开
1999年9月2日，上午9时30分，中国科学院7层会议室。联想董事长曾茂朝面无表情，语气冰冷地宣布——联想解聘倪光南，赠予倪光南新单位500万元。
柳传志没参加解聘会，这天，他要去科技部谈联想与曙光合作的问题。
倪光南也没参加解聘会，倪光南称，他没有料到9月2日的解聘。倪光南是8月底接到的解聘通知，他没料到的是“围绕解聘做的文章”，“我听到以后，觉得莫名其妙。”1999年9月2日之前，联想对倪光南问题不仅只字不提，而且讳莫如深，倪光南也不向外讲。外界不明缘由，只能从外表看倪光南总工下岗，柳传志春风得意，感情上觉得倪光南挺可怜的。
倪光南8月底接到解聘通知，他以为这只是联想对于他最近一次上告的反应，倪光南没料到联想会在9月2日的解聘会上，突然通过新闻界将上告一事公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