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1929-2008
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
主要贡献在于探究政治和社会间的关系
三明治：定性研究似乎成为了您后来的研究方向，这是在读书期间慢慢摸索形成的吗？
李钧鹏：
其实我在刚入读社会学博士项目时上了整整三个学期的量化分析课，也发表过与定量相关的论文。我现在做的定量研究确实是越来越少，但我不会用“定量还是定性”来描述自己的研究，而更愿意说自己现在越来越喜欢理论方面的研究——这里的“理论”是一个宽泛的定义，指各种抽象的东西。我在跟自己的研究生提研究选题时，往往会先说一个抽象的概念，比如“善与恶”、“战争”、“暴力冲突”等，包括“爱情”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学生如果有兴趣，我们再一步步细化，考虑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理论兴趣是驱动力，方法是后一步的。我不认为定量和定性是对立的。
在国外生活十六年后，
决定回国任教
三明治：您在2017年决定回国担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教授，是什么促使您做出这个决定？
李钧鹏：
我想促使每个人回国的原因不太一样。对我来说有很多层原因，主要是考虑到老母亲的身体。她那几年因为生病，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尽管现在我们还是不在一个城市，但是如果有什么急事我就可以立马赶过去，她心里会舒坦一些。
另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我在国外总共十六年，时间是很久的。尽管随着生活时间变长，对美国越来越熟悉，但内心关注的一直是中国的发展。如果是留在美国做和中国相关的研究，会有很强烈的隔岸观火的感觉。
但在正式做决定之前，我一直处于观望状态。毕竟离开中国太久，只是在网上听闻各种国内的社会现象，不确定回来之后是否真的能适应。现在也会有很多人问我是不是适应，但我好像回国后就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三明治：您读博期间也在美国高校教学，这和您现在回国教学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李钧鹏：
在美国教书对我来说更像一份工作，不如回国教书有成就感。从博士生到本科生，我对现在教的每个学生都有很强的情感纽带。我会隔三差五地跟自己带的博士生吃饭聊天，帮他规划研究生涯，并争取一些机会。
而美国学生的自主性更强。以我自己写博士论文为例，是先有了选题兴趣，再去选择相关导师。除了看学生论文，导师也不会太操心别的事。当然美国老师也不完全一样。但总体来看，美国的高校文化不太鼓励学生和老师之间有办公室时间
（office time）
以外的来往。比如我在北卡读书时的系主任就曾说，老师和同学之间不应该成为朋友。而这一边界在中国高校确实是模糊一点。
中国知识分子角色地位变化
（文化热退潮，学术体制建立，多元化兴起）
三明治：您在博士论文中有提到，经历了60、70年代的文化和政治动乱，非建制派知识分子在80年代达成了某种“共识”。但是这种“共识”似乎不再能够像70年代末那样直接牵制党内的政治走向。是否可以说，80年代的知识分子政治影响力下降，但却通过“引领思潮”而扩大了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如今，有不少高校学者走向市场和媒体，促进舆论的多元化，但也有一种批评的声音说知识分子为了迎合市场而降低了对知识的要求。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从“政治献策”到“思潮引领”再到“舆论旗手”这三阶段的角色功能改变？
李钧鹏：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尤其是对当今的中国思想界把脉。不过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前几天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帖子，在豆瓣上激起了不小的讨论。原帖说，如果从80年代算起，中国启蒙到今天经历了30年，已经失败了。
这是一个简单的结论，但是据我所知有不少人持有这样的立场，尤其是那些对于80年代比较向往的、偏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当代的年轻人比较失望，原因之一在于当代的消费主义盛行，年轻人不再关注国家的走向。但是我看豆瓣上也有反驳的观点：与其说启蒙失败，不如说当代更加“多元化”。因为80年代的知识分子多少类似于古希腊的“哲人王”，会有很多追随者，他们对于一些笼统的概念比如“自由”、“民主”持有坚定的态度。而在今天，不少人对这些概念至少是抱有怀疑态度的。举个简单的例子，疫情过后，很多人都觉得民族主义的情绪在加强。但是“民族主义”在老一辈人看来是一个贬义词，因为这个词中暗含着排外和敌视，80年代知识分子追求的是一种“普世主义”。
这里涉及到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90年代初有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当时市场化刚启动，很多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话语地位不如从前了，而对比那些到深圳经商下海的“大款”，经济地位也不如他们。于是那个时候很少再有人关注一些很抽象的概念。比如在80年代，萨特或者海德格尔的一本书可以卖到上百万册，甚至在图书出版前一天就有读者会到书店来排队抢购，但是到了90年代就不可能了——当代也不可能。
这里当然涉及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高校学术体制的成长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从90年代初到中期，“学术场域”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转型，其中之一就是它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性，我在论文里还用了“controlled autonomy”
（编注：受控制的自主）
这个自创的概念来形容这一动态辩证的过程。这种“自主性”并不完全，因为政治场域对于思想场域——或者说学术圈——一直有渗透。
从90年代初期开始，有越来越多拿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海归”开始回国，这一方面冲淡了人们在80年代赋予西方知识分子的神化色彩。另一方面，他们把在西方学到的“人文社科”概念带回国内，比如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等。到了2000年，海归越来越多，知识界对于西方学术界的态度又有变化。
我是90年代末在北京读的大学，我记得当时最畅销的图书作者是哈耶克、卡尔·波普尔这类学者。有一个做政治理论的知识分子叫刘军宁，他写过一篇随笔性文章叫《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标题引用的是一句英国古典主义的名言，论述个人私有产权的重要性，在当时引起了很多年轻学者的共鸣。但是，哈耶克很偏右翼，而西方学术圈的主流是偏左翼。因此在不少西方学者看来，他是一个离经叛道，甚至有些邪恶的人。
200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学术海归把西方学术界的思想带回国内，哈耶克就让位于罗尔斯这类左翼自由主义思想家。中国高校也越来越多地引入西方的学术制度——包括“非升即走”制。另外，许多高校出现一种现象：如果一个老师很少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而是经常写一些随笔性的文章，首先这对于评职称没有好处；其次可能会有领导来提醒你：该发一些论文了，而不是当一个公知——这一现象是一个转轨的过程，它在当代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一变化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很多年轻人不再把“公共知识分子”视为一个可以效法的对象。比如早几年就有人在网上对活跃于公共领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包括刘瑜和贺卫方老师——提出批评。
回到我们最初提到的网络讨论，相比于“启蒙失败”，我更认同“目前的社会更加多元化”这一说法。
三明治：许多人回忆80年代，会认为那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年代，这与您所说的从80到90年代学术圈的逐渐开放似乎有一些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