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哈佛大学教授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曾主持过一项很有影响的跨学科追踪研究：在贫穷的情况下，人的思维方式会发生何种改变？追踪过的数千例报道表明：贫穷的人注意力会被稀缺资源过分占据，引起认知和判断力的全面下降，更会导致人格的不完善，在争夺资源的过程中会出现发生各种无理智的暴力倾轧或其他负面行为。贫穷的人注意力会被稀缺资源过分占据，引起认知和判断力的全面下降，更会导致人格的不完善，在争夺资源的过程中会出现发生各种无理智的暴力倾轧或其他负面行为。
前些天流传过一篇网文《我为什么要拼命爬出底层社会？》。作者用亲身的经理说明：人均资源越少的地方，人越难淳朴。他说，在生活的最底层，无知、愚昧、嫉恨、使坏，是绝大程度上的事实。有人说，死生线下，相残相伤，贫富线下，惨淡艰难。真的是这样，即便是亲兄弟姊妹，在底层的生死线上遇到利益瓜葛，也会鱼死网破，甚至骨肉相残。
那是不是说，越是底层的人越坏？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作者很清醒地说到：底层社会之所以不值得留恋，就是因为物质上的匮乏需要不断面临人性的拷问。是谁说过，永远不要拷问人性，因为人性，经不起考验。
我的意思是说，这种经历或这样的社会经济地位就一定会导致纵火的恶行，但其间形成的心理定势和性格取向，与最后的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恐怕也是不能否认的。这同时也告诉我们，对于经济社会因素与犯罪或善恶之间的关系，不能做简单的决定论的理解，其间的心理和性格因素应该是重要的过渡性因素。
3.认知和心理是社会性的，一个社会解释个人处境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什么至关重要。
上面所说，一方面是强调经济社会因素这样的社会特质对心理、性格和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想努力避免将这些因素的影响绝对化，避免对这两者关系的机械式理解。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这些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如何解释个人的处境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背景的？
记得若干年前，哈佛大学的几位学者曾经对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做过一次很有意思的研究。这个研究的结论，最简单地说就是：在有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上，中国人的价值观更接近于美国而不是前苏东地区。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价值观，有点像美国人一样，把个人所处的不利处境更多地看作是个人的原因，即个人的能力和努力程度。而不是像前苏东地区的人们那样，把个人所处的不利处境看作是社会不平等的结果，是社会的因素造成的。
不过，在诸如此类的解释中，不仅需要注意整个社会的层面，同时也要注意小环境、群体、阶层的层面。在社会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副文化，也就是存在于特定群体、并与社会中主流文化有明显差异的文化。纵火的保姆，人生经历复杂，交往的涉及各色人等。因此，我们不难想见，这当中特有的副文化对其心理和思维逻辑的影响。
在此前的《那个纵火的保姆：与其说是贫富，不如说是阶层》一文中，我曾引述凤姐是如何讲述在上海遇到的底层人民是如何快乐地报复他们的主雇的：一位妇女把脚皮包进饺子里，给主雇夫妇和孩子们吃。被问到你自己也会吃到啊？她回答说，我吃最后一锅，但即使吃到了，那也是自己的脚皮啊。这一具有羞辱性、控制力、风险意识和平衡机制的行为，在她的朋友当中被当作英勇行为，赢得了赞扬。
这就是特定群体或阶层中副文化的影响。
4.相对剥夺感与剧变社会中的心理失衡，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扭曲。
在查找和分析那个保姆的资料的时候，有两点引起我的注意。首先，是来自一位亲自探访过受害者家庭的朋友。她提供了这样的一些信息：
犯罪嫌疑人之前的人生路，起点并不比女主人低。女主人曾經只是服裝店的營業員，而她自己，也有过年收入20万左左的小白领的日子。但如今，女主人养尊处优，与丈夫相敬如賓，大儿子帅，女儿漂亮，小儿子可爱，要什么有什么，过着王子与公主般的生活。反观自己，为了躲债，舍近求远，从珠三角跑到长三角工作，因为赌博，老公跟自己离婚，孩子想看看不到，像个穷人家的留守儿童。
还有一个情况，是这个保姆是广东东莞长安镇人。长安镇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去过。长安镇是中国最早发展起来的地方之一，2015年全镇GDP达到400亿。在过去这些年中，迅速爆发起来的富人不计其数。
提及这两点，也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有不少网友说，如果把这个事件与贫富的问题联系起来，那个保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穷人，更很难将其行为归之为贫困。这当然是不错的。但对这种恶、这种犯罪行为与贫富的关系的理解，不能是这种僵硬的、线性的。
社会学中有个重要的概念，
“相对剥夺感”
。它是指当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这种感觉会产生消极情绪，可以表现为愤怒、怨恨或不满。无论是那个保姆所处的经济发达（暴富）地区的环境，还是过去小白领的经历，都很容易滋生这种相对剥夺感，从而形成极度的心理扭曲。为什么那么多人成了富人而我不能？为什么你一个服装店营业员，现在过着如此优裕的生活，而我要做保姆伺候你？这一点，从其赌博行为、偷盗行为中都可以看得出来。
也正是这种由相对剥夺感形成的心理扭曲，造就了上面所提到的“垃圾人”的心理特征：沮丧、愤怒、忌妒、算计、仇恨、傲慢与偏见、贪心不满足、抱怨、比较、见不得人好、愚昧、无知、烦恼、报复、失望等。
行文至此，我想援引一段媒体发表的莫焕晶的辩护律师党琳山在看守所会见莫焕晶的情形：“她目前关押在看守所里，状态非常差，我感觉她整个人情绪是崩溃的。”党琳山透露，莫焕晶告诉他，林家一家四口葬身火海的结果，是她始料未及的，火势蔓延至那么大，完全超出她的意料，“（那场大火）是一场意外，她说自己并不是蓄意谋杀林家人。”她在看守所，每天都被强烈的负罪感所折磨。“她的状态不是特别好，连最基本的求生欲望都没有。”党琳山回忆起一个细节，关押在看守所已经半个月的莫焕晶，还没有与家人见过面。临走时，党琳山问她有没有什么话要带给家人时，莫焕晶只是淡淡地摆摆手，说：“没有，让他们别管我了。”律师党琳山回忆说，临走前，莫焕晶突然叫住自己，问他：“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在林家人的灵堂上，献一束花？”党琳山点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