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如果传来消息说日本的央行要干预市场，所有交易员都只会哈哈大笑，但一旦有消息说“Soros in！
（索罗斯入场了）
”所有的交易员都会立刻跳起来。
对于自己的做法，索罗斯有自己的理论：
“在金融市场，不存在道德的问题，只有对错。金融市场不属于道德范畴，因为在这里道德根本不存在。”
也正是基于此，1997年，索罗斯率领国际炒家集团瞄上了经济发展迅猛但金融体系陈旧且不完善的亚洲各国，从泰国到马来西亚，从印尼到韩国，索罗斯所到之处，血雨腥风，而他自己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索罗斯并没有满足，因为他还有最后一块“大肥肉”没有吞下。
那就是当时的亚洲金融中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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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前后的香港，平静，繁荣。
泰铢崩溃的前一天，正是香港正式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子。整个回归过程平稳有序，让各界对香港增添了信心，也为香港经济又助推了一把——1997年8月14日，香港恒指冲高到了16497点。
据当时驻香港的《经济参考报》记者叶元奇回忆：
“香港股票交易所有个有趣的规定：恒生指数每上涨一千点，大家就要在交易大厅里开一瓶香槟以示庆祝。在‘九七回归’前短短七八个月里，我就赶上了三回开香槟的场面。”
在那段时间，香港楼市也开始加速飞涨，香港股票交易所里排队买新股的香港市民队伍一眼望不到头，整个经济形势似乎一片大好。
但是，在繁荣的背后，香港的一些遗留的经济问题并没有解决，受整个亚洲金融风暴的大环境影响，这些问题正在渐渐暴露出来。
而这也正是索罗斯看中的地方。
如同一条亚马逊雨林中的巨大鳄鱼，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携大量国际游资，已经悄无声息地潜入到了香港市场。
据称，当时索罗斯手里募集的准备进攻香港的国际游资，超过了1000亿美元。
事实上，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1997年10月就开始打响了。
10月21日，香港金管局接到驻美国办事处来电，称有大约1000亿的港元在纽约外汇期货市场被炒家抛售。
金管局立刻做出反应，总裁任志刚下令全盘买入炒家抛售的港币，同时收紧向香港各银行发放的贷款，提高整个市场的利率，进而增加炒家的借到港币的成本。面对高昂的拆借成本，国际炒家知难而退。
1998年1月，国际炒家发动第二波对港元的攻势，任志刚用同样的方式加以化解。
由此，任志刚获得了一个称号：任一招。
但是，“任一招”并非是没有副作用的——作为金融市场的规律之一，就是银行一旦提高利息，势必会影响到进入股市的资金。
市场确实很快给出了答案，就在1997年10月23日，香港股市抛盘如潮，当天恒指大跌1211点，跌幅达到10.4%。
而这正是索罗斯这次的真正计划：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攻击港元逼迫香港政府提高利率，趁此沽空香港的股市获利。
1997年10月28日，恒生指数暴跌1438.31点，日跌幅深达13.7%，报收9059.89点。
也就是在这个点位，索罗斯麾下的国际炒家集团开始大规模建仓看跌恒生指数的期货合约，积攒起大量“淡仓”——做空港股的仓位。
“指数期货”，是以指数作为基础资产的期货合约。投资者可以买未来某个时候恒生指数是涨还是跌。只要买对方向，都可以赚钱，反之则赔钱。
“淡仓”是港股指数期货的专业术语，与之相对应的是看好后市的“好仓”。
按照香港结算中心规定，恒生指数每跌一个点，持有淡仓的投资者就将从每张合约中获得50港元的收益。
到了1998年8月，香港股市还未平仓的“淡仓”，突破了历史的最高纪录——索罗斯的国际炒家集团，已经准备好了不计其数的“空麻袋”，准备从香港股市“背米”了。
正如本文开头所写，1998年8月5日，潜伏多时的巨鳄终于露出了尖利的牙齿。
索罗斯正式打响了第一枪：大举攻击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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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保卫战，一开始就打得艰苦异常。
自8月5日大举抛售200亿港元之后，国际炒家集团又在8月6日再度抛售了200亿港元，香港金管局同样照单全收，而且将收到的港元存入了香港银行体系———金管局已经考虑到了股市因素，所以希望借此稳定银行同业拆借利息提高，避免波及股市。
但是，索罗斯毕竟是沙场老将，他上来玩的就是“立体攻击”，在金融战场内外同时发动多维攻击。
在香港和内地，一种声音忽然在坊间流传起来：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政府也顶不住了，人民币即将大幅度贬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