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达到高潮，胜负尚未明了。在德国绝不会战败的前提下，当时的德国政治分化出两派观点：一派追求胜利后吞并其他民族国家的领土，而韦伯所属的另一派则谋求不变更疆域的和解。和解意味着不再追究是谁发起战争，谁该负责，而是重新实现欧洲各势力的均衡：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俄国。不过俄国当时正经历着布尔什维克掀起的剧变，没法全部投入欧洲的这场博弈。另一方面，当时德国在战争中的处境越来越艰难，韦伯认为1917年德国因为愚蠢的策略，促使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作战，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均衡。当时亲历这场战争、甚至部分参与战争的学生们感到绝望：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成为知识分子、以学术为业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们希望邀请一些知名学者来回应他们的困惑，这便是系列演讲的缘由。
发起系列演讲的学生群体，即 “Freistudentischen Bund” (自由大学生联盟) 主要由左翼、犹太人、和平主义者组成，有着极强的和平主义倾向，而韦伯显然不是和平主义者。所以对这些学生而言，理解韦伯的演讲（尤其是“以政治为业”）并不是那么容易。不过，他们知道韦伯是研究“职业”(Beruf)的专家，因其在《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上的言论被视为一战期间著名的辩论家。他们的困惑是：当下，成为职业人意味着什么？
“谁能在这个问题上指导我们呢？”除了马克斯·韦伯，他们也邀请了其他人，不过只有韦伯发表了演说，其他的演说没能实现。所以原本的系列演讲只有《以学术为业》及《以政治为业》两场。那么为什么韦伯会被视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呢？施鲁赫特指出，1904—05年他完成了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现代“职业”人的出现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阐释。在这部著作中，韦伯对《圣经》德语译本中的“天职(Beruf)”概念做了分析。《哥林多前书》7：20：“Let each one remain in the same calling in which he was called.” ［“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分，仍要守住这身分”。（和合本）］。从拉丁文的Vocatio译为德语的Beruf (职业)，然后到Berufung(天职)；相应的英译分别为Vocation和Calling。所以韦伯的演讲严格说来应该译为“Science as a Calling” (以学术为天职)。天职当然需要人去学习诸多技能，但是它也意味着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倾向，甚至是全心投入。人全身心投入一项高于个人的事业，比如公共利益。在这个意义上，韦伯的确能够回应这些年轻人的迷惘。
按照施鲁赫特的介绍，这一系列演说原本包括四次，分别关于科学家（以学术为业）、政治家（以政治为业）、艺术家和神职人员，后两次未能实现。《以政治为业》的演说是在1919年1月28日进行的，当时德国已经战败，帝国灭亡，一切都需要从头再来，在共和国的框架下重建各项制度。尤其是《凡尔赛条约》(1919年6月28日)签订后，情势更加严峻。因此，韦伯演说时的心态也与1917年完全不同。在施鲁赫特教授看来，《以政治为业》相较于前一篇演说，要更合规矩，但不那么激动人心、生气勃勃。在第二篇演说中，韦伯更完整地展开了政治的外在维度，内在维度不足，然而外在维度并非问题的要害。因此，施鲁赫特教授认为《以学术为业》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更平衡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