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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以来，中印两国高层领导保持了频繁良性互动。2013 年 5 月李克强总理将印度作为首次出访国家，同年 10 月印度总理辛格访华，两国在一年之内实现了总理互访。2014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对印度进行了首次访问，2015 年 5 月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国进行了首次访问，两国领导人的“家乡互访”体现了双方对彼此的重视，也展示了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友谊。此外，两国领导人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和东亚峰会等多边外交场合保持密切双边会晤。
两国工作层面会晤机制运行良好。中俄印三国外长会晤、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中印财金对话等机制顺利开展。过去被“耽误”的对话机制也得以重启。 2016 年 10 月 7 日，第四次中印战略经济对话在印度举行，这是莫迪执政以来首次中印战略经济对话。双方回顾总结了各工作组合作进展情况，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一致同意在政策协调、基础设施、高技术、节能环保、能源等领域继续加强合作，并更多地向民生领域倾斜，以更好地促进两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会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印度共和国国家转型委员会关于开展产能合作的原则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印度共和国电子信息部关于“互联网 +”合作的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文件，同时签署了 16 类项目合作协议，涉及金额达 160 亿美元。
更为重要的是，中印还启动了多个新的对话机制。2015 年 5 月，中印确立了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对话机制，并于同年 11月和 2016 年 11 月先后举行了两次对话。在印度召开的第二次对话中，双方围绕全球经济形势、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全球与区域贸易协定下的中印经济合作三个议题展开，深化了彼此对国际经济形势和中印经济合作前景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两国经济合作的一系列建议。 2016 年 2月，中印举行了首轮海上合作对话，这是两国首个海洋方面对话机制，双方介绍了各自海洋发展战略及对海上安全形势的看法和立场，同意加强政策对话，拓展在海洋科技、海军交流、渔业、航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建设安全、和谐的海洋而共同努力。2016 年 9 月， 中印举行首次反恐安全对话。该机制是 2015年 11 月印度内政部长辛格访华时倡议，意在建立双方定期会商合作反恐、网络安全、跨境犯罪和贩毒等问题的机制，双方交流了各自的反恐体制、机制和相关法律，深入讨论了在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应对安全威胁方面的具体举措，并达成重要共识。 对于双方在 NSG 扩员问题上的分歧，中印于 2016 年启动了军控对话，并于同年 9 月和 10 月举行了两次军控磋商，就核供应国集团扩员等共同关心的军控问题建设性、实质性地交换了看法。此外，根据中俄印外长第十四次会晤达成的共识，2016 年 12 月首次中俄印亚太事务磋商顺利举行，三方就地区形势、各自亚洲政策、亚太安全架构以及在地区多边机制中的合作、反恐和其他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加深了各方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务实协调。
总的来看，迄今为止中印高层会晤和工作层面沟通对话机制运行良好。
一方面，这表明双方对于稳定两国关系、扩大合作仍寄予高度期待，希望通过沟通磋商缩小分歧，保持中印关系稳定、良性发展。另一方面，新的对话制都产生于高层会晤之中，显示出两国领导人希望通过技术层面沟通缩小分歧、稳定双边关系大局的战略眼光，中印反恐安全对话和军控对话的启动即为例证。而中印海上对话、中俄印亚太事务磋商的启动，无疑与莫迪政府上台后扩大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海上安全对话直接相关。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在南亚奉行印巴平衡政策，印度也逐渐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在中印敏感问题上，双方都注重奉行相对平衡的政策，警惕第三方因素介入。但由于中印之间尚存未解决的领土边界问题，两国同时崛起所引发的区域竞争态势也日益凸显，这就为第三方“涉入”提供了更大空间。2016 年以来，印度的做法趋向于逐步打破平衡原则，而中巴关系发展也被印度视为中国正在逐步改变印巴平衡政策。
（一）美日等国“涉入”中印领土争议问题
2015 年 1 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访印时即表示，所谓“阿鲁纳恰尔邦” 是“印度的领土”。2016 年以来，在印度的默许和“放任”之下，美日开始涉入中印领土边界争议问题。2016 年 4 月，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向印度媒体表示，所谓“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同年 9 月，莫迪政府允许美国军人进入所谓“阿鲁纳恰尔邦”搜寻二战期间美国士兵遗骸。这与此前做法大不相同。2008 年印度政府曾批准过美方这一要求，但在中国抗议下很快于 2009 年结束了这一行动。 [3] 2016 年 10 月，美国驻印度大使理查德·维尔马（Richard Verma） “史无前例”地飞到中印争议的达旺地区[1] 参加当地节日活动。虽然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将其解释为“观光之行”、“没有任何不同寻常之处”，但对中印关系而言，上述举动显得颇为不同寻常。印度内政部国务部长基伦 • 里吉朱（Kiren Rijiju）陪同美国驻印大使访问争议地区，如果没有印度政府的允许或者默许，显然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与此同时，印度重新使用“达赖牌”。2016 年 10 月，所谓“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佩马 • 坎杜（Pema Khandu）在新德里会见达赖喇嘛，邀请他在 2017 年访问达旺地区。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解释称，达赖喇嘛是“印度的客人”，“可以自由地到任何地方旅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印方非常清楚达赖问题的严重性和中印边界问题的敏感性”，“印方邀请第十四世达赖到中印领土争议地区活动，只会对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和中印关系造成严重损害”。尽管中方多次警告，但印度仍执意邀请达赖窜访。2017 年 4 月，达赖开始对所谓“阿鲁纳恰尔邦”进行访问， 印度内政部国务秘书里吉朱一路陪同，并称“中国不能干涉印度内政”。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严正指出，“中方对中印边界东段地区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印方非常清楚十四世达赖所扮演的角色，安排他到敏感的中印领土争议地区活动，不仅违背了印方在涉藏问题上的承诺，而且进一步挑起边界争端，与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背道而驰”，同时表明“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正当权益” 。 4 月 14 日，中国民政部公布了藏南地区 [6]6 个增补地名，这被印度视为是对允许达赖窜访敏感地带的“反制”。印度“纵容”达的做法，违背了在涉藏问题上对中方的政治承诺，打破了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重要共识。默许美日涉入中印敏感问题，实际上变相地将中印边界问题“国际化”，使边界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