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虐待和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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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大量幼儿园老师的虐童事件后，刑法学界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能不能把老师和学生的关系解释为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有人开玩笑说整个中国是一个大家庭，老师虐童构成虐待罪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在解释法律的时候必须遵照语言通常的理解，这种玩笑式的解释显然是一种类推。

所以，《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它是指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行为，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个新罪名就把漏洞给补上了。

《刑法修正案（九）》对此罪还特别规定了单位犯罪条款：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当然，根据刑法规定，单位犯罪体现的是一种单位意志，它是经由单位决策机构决定，由直接责任人员实施的犯罪。在绝大多数虐童案件中，似乎很难证明虐童行为出于单位意志。涉案单位可以很容易地将相关行为说成是个别员工的行为，从而撇清单位的责任。

然而，如果学校领导知道有员工曾虐待儿童，但却对该员工不做任何处理，听任其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对儿童施暴，这种不作为的行为与学校领导积极指示员工虐待儿童的作为行为，在社会危害性上并无本质的不同。

因此，如果学校负责人知道幼师的虐童行为，但却害怕学校声誉受损或者出于其他动机，没有及时处理老师的不当行为，反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导致虐童行为愈演愈烈，那么这种行为就不再只是个人行为，而可以视为体现单位意志的单位不作为犯罪，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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