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所有那些大企业都会盖家属楼。有一些企业就像是和谁示威一样，把这个楼一直盖到了二十层，那是当时城市里的最高建筑。工人们站在新分到的阳台上往下一看，发现省政府大楼就在自己的脚下。这是特别特别直观的一种主人翁的感觉。
主人翁感觉的另外一面，是有一些工人会像败家子一样疯狂地偷厂里的东西。
比方说在油田，他们会整油罐车整油罐车地偷油；在汽车厂，你开一辆快报废的车进去能换一辆快下线的车出来。有经验的采购员都去工厂旁边那些不起眼的小商店买货，比工厂销售科便宜，都是工人偷出来的。这些人是聪明人。他们在什么时候都能混得很好。在那个时候之前，他们是一些“造反派”；在那之后，他们就是所说的改革的弄潮儿。
绝大部分的工人因为已经心满意足了，而且老实听话，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除非自己家里干活需要什么的时候他去工厂拿一些，这在当时还不算什么大问题。
所以在那个时代，人人都会努力地把自己的亲属都办到工厂里来，然后大家像鸡犬一样升天。当时找对象有比现在还要明确的一个等级标准。连相声里都说，“全民”的一定要找“全民”的；亚麻厂的女工，最好嫁给马路对面量具厂的男工，因为量具厂刚刚分了宿舍楼，那个时候女工不分房。
我们那个时候最让人羡慕的一个场景，是一大家人全都在一个大国企里上班，出来进去人人都白白胖胖高高兴兴的。远远看到他们，是有一种特殊的得意和谦逊的表情。走到你面前又会和你很平易近人地打招呼。
我在当时是个小孩儿。说实话它是一个很微小的局部，真实的生活远远比这要复杂得多。但是他们也一样，他们是安稳地生活在这一个微小的局部里。至于后面的事情，就像万青乐队唱的那首歌一样：
“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我们人对自我的认知，基本上来自于一种比较。我们首先会根据所谓的社会阶层划分，根据你的收入水平明确自己的位置。这一点和猴子有一点像。猴子首要的生存是要知道自己在猴群里的位置，不知道这个位置它的行为会很怪，会很焦虑。而人知道了自己这个位置以后，会去寻找不如自己的人，或者是在心里轻视他，或者是在行为上欺负他。反正他是领取自己的这么一点快乐。
我说他们是失路者，是因为他们曾经拥有过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想讲这样一个过程：从他们拥有过什么，到他们失去以后是一种什么样。在接下来的这个时代里，他们就是整个这个时代里最扭曲最痛苦的人。
他们的痛苦，来自于和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中的自己，和同时代的他人，和这个抛下他们的时代进行了比较。
哈尔滨和平二道街。
一直到现在，很多工人谈起当年的国企改革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他们反复问我、 问自己一个问题：
为什么到了一九九几年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们在当时是这样想的，认为这都是暂时的一种困难，很快就可以继续下去。
支持他们的其实没有什么理性的理由。一个就是工厂当时向他们许下了这个承诺——有点像现在的小女孩相信老男人在意乱情迷时向她们许的承诺。另外一种，就是他们彼此之间不断坚信的一个逻辑：第一，我必须活下去；第二，没有工厂我活不下去；第三，工厂应该让我活下去。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三段论。
一件不幸只有在你真正理解它的时候它才能够过去。所以经过了这么多年，二十年过去了，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像当初一样在这个矛盾里面打转。
在下岗潮到来的时候，他们的选择听起来好像还是挺多种多样的。比方说可以先选择
“买断”。
买断的意思就是给你一笔钱，然后你和工厂就彻底地摆脱了关系了。这个算法挺复杂的，原则上就是你的工龄越长给你的钱越多，快退休的老工人大概能拿到两万块。
我的姨姥姥是电池厂的车间主任，所以她能拿到四万块，这在当时是一笔挺大的钱。可是很不幸，她拿到钱之后，我的姨姥爷就得了心脏病，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心脏搭桥和下岗在当时是同样流行的两件事情。正好把这四万块都花光了。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公费医疗都已经中断了，同时很多很多东西都中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