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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变化是时代本身。曾经，走出小镇“只有读书一条路”，人们崇尚四苦，“校长苦管、教师苦教、学生苦学、家长苦供”，现在不提了，不这么看了。有学生想当网红，他说“也是条路”，但总觉得不长久，“可能我这个观念不行了”。
50多岁了，他也在努力跟上时代，聊天里不断蹦着流行词，内卷、躺平、情绪价值，说人工智能发展快，“硕士都可不好找工作哩”，他女儿就面临毕业找工作。这个小镇上教了一辈子的政治老师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
告别老班主任，我们继续向西开。车开过一阵后，赵安说，自己刚刚在学校转，特地去了趟公共厕所。旱厕变成水厕，但依旧“那么脏”，“起码能收拾到人能放脚啊”。
“真他妈恶心”。他愤怒地爆了几次粗口。
像痛恨这个厕所，他痛恨自己的中学经历。早上5点多，灯都没亮，就上早自习，有天迟到，老师从讲台上跳起来踹。命运的不公让他愤怒。他说一块迟到的女生，父亲是学校小领导，被温柔告知以后不用那么早到。他的父母也是同校老师，但在外地看病，外公拖了几层关系，让那个老师不要再打了。
他的内心从没屈服过。一个念头占据他的大脑，“为了报仇而读书”，“我要牛逼给他们看”。
赵安回到小镇中学。周航 摄
厕所、苦读、暴力、不公、父亲的病，都让少年赵安压抑。直到18岁，他考上几百公里外的兰大，第一次觉得自己可能拥有崭新的命运。
大学里的厕所竟然铺着瓷砖。上厕所，他学着别人按下，哗啦啦出水，“卧槽冲哪去了”。
这不是细节，是世界的象征。他的世界第一次变得干净、体面。他开始拥抱新世界：NBA、好莱坞，和同学们游荡在弥漫着香烟味的台球厅。不一样的是，只有他搞砸了第一次期中考试。
好像他一停下，失败就会来临。没有人能接受失败，赵安不能，他父亲更不能。他从家乡寄来一封长信，痛斥赵安“不静心学习”“我这么多年教育失败了”。
赵安一个人在宿舍里展开那封信，“嚎啕大哭”。然后他隐藏了这一切，像藏起不合格的答卷。他的室友只是看到他后来变了：每天第一个起床，去图书馆自习，深夜回来10点熄灯后，还自己用台灯接着学。
和现在的极度谦卑不同，大学里的赵安隐藏起自卑，表现出让同学难以理解的“狂”“傲气”。有人叫他“赵爷”。
他们读的草业经济管理，多是调剂过来，很多人考研，想“又一次改变命运”。赵安的目标更高，他在图书馆翻着周国平、刘瑜、吴晓波，激起文化精英的梦想，报考了上海名校的经济系。
和后面的很多次失败比，第一次失败最为惨痛。他自己形容，没有准备好离开校园，“就被抛了出去”。
考研结束，透支的身体像只皮球泄了气，一天早上在宿舍醒来，他发现世界成了单声道，右耳聋了。在校医院，医生使劲敲击音叉，他感受到巨大的声浪一阵阵呼过他的脸颊，可什么都听不到。两周后，声音回来了，留下耳鸣。
他不断回忆着往事，眼睛一直盯着前方的路。夜色开始吞没黄土高原，两侧柳树逐渐成了剪影，晚上到达县城时，街道上正烧着一团团火，将天空衬亮。
甘肃庆阳市镇原县城，这是甘肃最贫困的地方之一。周航 摄
正月二十三，西北人“燎干”的日子，人们正点燃柴草，跳着火堆，过完这天，才算告别旧年。赵安比在兰州放松得多，看到一个，跳一个，咧着嘴笑。
和兰州一样，镇原县也建在东西走向的山谷里，一个小得多的山谷，是2020年甘肃最后一批摘帽的贫困县。赵安曾是这里的乡镇干部，小城里的“政治明星”。
大学毕业后，他做过图书管理员
（心里想着这个岗位牛人辈出）
，南下广州闯荡过
（依旧渴望大城市）
，期间第二次、第三次考研失败，在母亲的召唤下回来，考编。那是2012年，他24岁，第一个月工资2800块钱。
同学间他消失匿迹了，但内心的“精英主义梦想”一直在燃烧。他买了迄今人生中最贵的一件衣服，800块的黑色西装，每天穿着它，在乡政府办公室里像孔雀一样醒目。
乡镇书记赏识他，力排众议，将他推到两三千人村庄当支部书记。他早出晚归奔波在各个山头，为修一条路跑到外地化缘。他在村里实践民主，用石子投票最想发展的产业。他还试图复制诺奖得主在孟加拉国的实践，在村里搞小额贷款。
村支书赵安和村民。讲述者供图
精准扶贫启动，他调任去市委领导联系的村庄。全市工作会议在这召开。市领导亲自到场。他看着县领导、镇领导，一个个双手护裆的姿势站着，见到领导头几乎弯到腰，最后一个轮到他，他学会了如何和领导握手，把头埋得更低、更深。
他愤怒自己的卑微，几次用“跪舔”形容自己为生存抛下尊严的样子。他也希望知道这套规矩是否真的无处不在——在兰州，他曾在校车上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你怎么跟领导握手？”
他也不会掩饰自己的雄心。当年，老书记在办公室说，赵安是个好苗子，“以后可能是个县级干部”，他觉得小看自己，“就县级么”，老领导笑了。
老同事们评价那时的赵安，意气风发、充满理想，但也许太理想化了点。他也不知道一个没有背景的年轻人，仕途是多么脆弱，脆弱到当乡镇换了新书记，他成了被点名批评的一个。
我见到了一些老同事。其中一个已是副镇长，一见面，他恭维赵安，要是没离开，现在至少是镇长了。但私底下，他对此存疑，觉得赵安性格并不适合体制，他用了土话形容，意思是“太出风头”。
另一个老同事回忆赵安后来的颓废，不再穿西装，不再收拾自己，头发越来越长，胡子拉碴，整个人看起来没了精气神。
那场雄心勃勃的小额贷款实践，因为许多村民没还上被判定为失败。老同事记得那个画面，新书记要求赵安做检讨，赵安做了一次“不像检讨的检讨”，读完，宣布辞去一切职务，扬长而去。
小城路窄，从乡政府走三五分钟就到县政府。这条窄窄的马路，就是小镇公务员的全部宇宙。三年村支书期满后，赵安曾经很多次走过这条街，从乡政府到县委组织部。在领导办公室，他站得笔直，双手护着裆，希望“组织加加担子”，领导眼里看着文件，嘴里说道，“年轻人着急干嘛”。
做村支书时的赵安。讲述者供图
县城烧着一团团火的晚上，赵安重新走在这条马路，平静地回忆曾经的卑微，偶尔露出鄙夷的神情。这种鄙夷既是对环境的，也是对自己的。他讨厌自己的卑微，但是摆脱不了。
领导一坐下吃饭，他也是抢着递碗拿筷子的年轻人里一员。
新书记上任，他不是不想讨好，而是“人家没给你这个机会”。他成了领导用来树威的靶子
（老同事们也大体同意这个说法）
。
这激发了他最后的尊严，并且决心以一个书生的方式“复仇”——整理出近30万字工作记录和思考，编纂成书，试图以学术的方式证明自己。
他打印出八本，背着它们，到北京找出版社，把书稿恭敬地递到桌上，“您花几分钟时间看下”。一个月，跑了几十家出版社，书都没发完，人家不收。
他绝望地回到了故乡，觉得自己“这辈子要烂在了”，接受命运的安排，订婚、买房、买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