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三代实行的霸道，首先是指对外的军事征讨、暴力征服。夏、商、周建立以血缘为依据的封建制，首要条件是对外族的军事征讨、暴力征服，王朝更迭与王朝对周边民族的征服都体现三代统治的霸道内涵。夏、商、周推行霸道的国家统治，也指共主、诸侯对内部的严酷刑罚、暴力统治。盘庚说：“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对不忠的人要赶尽杀绝。武王对作战不力的也要杀掉，“尔所弗朂，其于尔躬有戮！”三代建立了“五辞”“五刑”“五罚”“五过”刑罚原则，这系列刑罚，可以强化王权的统治。三代以刑罚制度建构王权统治基础，形成严酷刑罚、暴力征服相结合的“霸道”统治方式。
另一方面，三代政治也推行王道。
儒家推崇的先王均是推行王道的德者，特别是周人从商的覆灭中认识到“天命靡常”，看到人民倒戈，产生了民本思想。他们把民意与天命联系起来，制约王权。太保说：“天亦哀于四方民”。《尚书·康诰》强调天命“惟人”。皋陶亦指出：“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认为天与民相互通达。所以统治者强调“施实德于民”，善待民众，认为“天惟时求民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些民本思想，是来自统治者认识到民众力量后的道德觉悟，继而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强调“敬德保民”，开春秋战国民本思想的先河。
西周霸道和王道结合，这是现代政治学所关注的治理能力和民意表达的平衡，是三代王朝维持长治久安的根本原因。
但三代的国家还不是官僚机构而是家族统治，这种治理效能和民意表达是非制度化的，很多暴君滥用权力，导致很严重的政治后果；甚至昏君迷信权力，既无治理能力，又不能表达民意，导致国家快速崩溃。
儒家将三代民意为天、以德配天的政治经验，发展为以民为本、为政以德的儒家政治思想。
先秦儒家并不否认君主的行政权力，但强调君主的权力来源于人民，要求对君权作出“民意”的限制，建构民本主义政治思想，表达了儒家的政治立场。先秦儒家追求王道政治，继承了三代时期文献典籍中民意为天、以德配天的观念，发展为系统的民本主义政治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民本思想，包含系列表达“民意”的政治价值理念。
首先，君权来源于民。
君权来源涉及政治合法性。三代君主普遍认为，君权源于“皇天上帝”，具有天命。但儒家子学提出君权源于民，指出：“君者所养，非养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所以事人也……故百姓则君以自治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君主掌握权力，人民服从、奉养君主；但人民奉养、服从君主，是为了“自治”“自安”“自显”，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孟子讨论禅让时说：“天与之，民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认为君主无权私自将天下转让他人，因为政治权力是“天与之，民与之”，“天与之”是祭天神权，政治权力主要是“民与之”。
其次，君权的目的是为人民。
君权的目标涉及政治正义性。儒家强调政治权力以人民的利益为目标。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将政治目标的重要程度、政治价值的等级，作了鲜明的排序。这恰恰和时代的现实相反。三代到春秋战国，无不是以君主权力、社稷江山的夺取和巩固为首，而人民的生命、财产，则成为获取权力的手段。正如孟子批判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提出，在政治目标的重要程度、政治价值的等级系列里，人民是最为珍贵、重要的。其他儒家诸子，如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肯定君主“势位至尊”，但君权的目的仍然是人民。
如何实现民本的理念？如何落实以民为本的治理目标？儒家继承以德配天思想，提出广泛而严格的道德要求，要求君主通过自我修养成为理想的圣王，要求士人通过自我修养而成为君子。自觉追求君子、大人这种道德人格的人，掌握了国家权力，能够自觉地坚持“民惟邦本”“民贵君轻”“敬天保民”等政治理念，必然能够达到理想的国家治理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