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金雯在《情感时代》中从情感视角出发，阐述现代小说在十八世纪兴起的过程，并分析了该时代的作家作品。她探讨了情感与十八世纪社会变革、文学发展的关系，并指出情感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积极因素。书中分析了如理查逊、菲尔丁、斯特恩等作家的作品，揭示了他们在情感表达上的独特之处。金雯认为，情感不仅影响了文学创作，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背景。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情感与十八世纪社会变革的关系
金雯认为，情感在十八世纪被重新发现和定义，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因素，与西方现代文学的诞生过程——尤其是媒介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崛起——之间存在关联。
关键观点2: 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
金雯分析了十八世纪作家如理查逊、菲尔丁、斯特恩等人的作品，展示了他们在情感表达上的多样性和深度。
关键观点3: 情感与十八世纪社会背景
金雯探讨了情感与当时社会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背景之间的关系，指出情感不仅是文学创作的驱动力，也反映了社会变革的深层机制。
关键观点4: 女性作家在情感文学中的贡献
金雯特别提到了女性作家如安·拉德克利夫在哥特小说中的贡献，她们的作品不仅延续了哥特传统，还展现了女性视角和情感教育的功能，体现了女性作家在情感文学中的独特地位。
关键观点5: 情感与十八世纪文学的社会功能
金雯认为，情感在十八世纪文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作为创作的动力，也作为社会教化和道德判断的基础。文学作品通过情感表达，对公众进行道德教化和情感引导，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维护。
正文
我在绪论开篇引用的《鲁滨逊漂流记》，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鲁滨逊的探险动机并不是为了追求财富积累或提升地位，而是一种内在的不安分。在笛福撰写《鲁滨逊漂流记》的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早期，已经开始流行各种探险小说，这种荒岛冒险的叙事并非笛福独创，笛福本人也受到这些文化潮流的影响，他笔下的鲁滨逊之所以选择远航冒险，并不是因为理性算计，而是出于难以清晰描述的内在的不安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十七、十八世纪的人们的生活原动力发生了根本改变——他们从自身的欲望和情感出发来规划自己的生活。恰恰是在这种情感成为生活原动力的语境之下，知识精英们才意识到，人们的行为深受情感驱动，进而开始思考如何在社会契约中赋予每个人更多的权利，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像洛克、霍布斯这些人不仅是政治理论家，同时也是自然法理论家，他们注重从人性的角度来推演天然的道德原则。他们对政治制度的构想，建立在对人性和普遍道德准则的理解之上。这样一来，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成了深入理解人性。只有这样，才能弄清人最基本的欲望和需求，进而设计出能够满足这些需求、促进人们相互的情感联结的社会制度。那么，这些需求到底是什么呢？对这些知识精英而言，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是自我保全的需求，二是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需求。十七、十八世纪自然法理论和政治哲学反复诉说着这两种需求之间达成平衡的可能和路径。
简单总结一下：在资本主义和早期媒介文化发展的背景下，情感的力量开始显现，使得知识精英更加严肃地思考人性是什么，以及在此基础上，社会制度应该怎样建立。与此同时，作家也通过写作和出版实践，感受到了印刷文化为自己带来的经济自由和社会影响力。他们不断通过写作去回应知识精英对人性的思考，基于日常生活中对人性的观察提出洞见。十八世纪的小说中常常带有一种对人性幽微的认识，关于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需求和自我保全的需求之间能否达成一致，文学家是更加犹疑的，他们在生活中看到的、在作品中描写的，往往是这两者发生冲突之后的悲剧。所以，他们也会更多地发现，情感的力量不仅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因素，还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破坏社会秩序。因此，文学家一方面通过创作成为广受欢迎的名人，积累了大量的文化资本，另一方面也在作品中深刻剖析其对情感、道德和人性的认识，对知识精英的思想提出修正和补充。
您之前在接受访谈时提到，“到了17和18世纪，欧洲人对情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相信自然情感是可以为理性和道德建设服务的，而图书市场的扩大也为情感的构建、放大和传播提供了便利”。刘意青教授在《情感时代》序言中也提到，“18世纪是英国走向市场经济形成，资本主义大步发展……的时代”。那么，这种时代背景究竟怎样“为情感的构建、放大和传播提供了便利”，能请您展开谈谈吗？
金雯：
在谈及资本主义与图书市场的关系之前，不妨先来讨论一下消费文化这个问题。就以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为例，书中的女主角艾玛·包法利将自己对某种灵性生活的追求与消费文化绑定，这也正是她悲剧的根源。类似的情节在当代也有真实的映射，许多人同样因为消费而产生“赋能”的错觉，而这种现象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十八世纪的欧洲通过与东方的贸易大量引入瓷器、茶叶、漆器、土耳其挂毯等奢侈品，逐步形成了一个奢侈品市场。为了扩大销量，商人开始积极培育消费者，就像今天的消费市场一样，当时的消费市场主要面向女性，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在家庭生活中负责管理家政，有更多的时间和权力来购买商品。女性与商品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早期的奢侈品广告文案往往带有强烈的煽动性，目的在于激发女性的消费欲望。自十七世纪末起，西方的生理学研究逐渐进入“神经学”阶段，认为人的观念和情感都是由神经活动引起的，例如，人看到某种物品后，神经会产生特定变化，进而引发特定的主观感受。而这种理论就导致了一种带有性别偏见的结论，认为女性的神经更为敏感，更容易被煽动性的文字所影响。女性的善感性显然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女性社会生活受限，精力大多被导向消费，更容易受到广告中的煽动性文字的影响，这样商家也会尽量去迎合女性的情感，就此形成一个闭环，使得女性与消费有关的欲望不断被强化，让她们特别容易成为消费文化的受害者。今天有很多人感到很困惑，为什么资本主义想要“割韭菜”，总是先针对女性消费者呢？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为什么要说到消费文化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十七、十八世纪以来所诞生的“现代小说”，与《堂吉诃德》这种“早期现代小说”存在一个很大的不同：现代小说尤其关注女性读者的阅读需求。像塞缪尔·理查逊这样的男性作家，以及与理查逊同时代的女性作家，作品都以女性为核心读者。这种面向女性的创作倾向，与当时的消费文化是相关的，但其中也有一个双重性的悖论。一方面，男性作家希望借助情感话题吸引女性，将小说推向女性读者市场。比如，理查逊在创作中经常与一些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女性朋友通信，甚至将部分手稿寄给她们，希望获得反馈，以便调整情节。这种方式不仅是为了迎合女性读者，也是为了培养和扩大读者群体，使女性成为小说的忠实消费群体。另一方面，男性作家在创作时也抱有明显的教化意图，试图通过小说影响女性的道德观和行为。理查逊的小说《克拉丽莎》以悲剧收尾，女主角克拉丽莎在长期的痛苦和忧郁中憔悴而死。许多女性读者对此结局不满，认为理查逊应该给她一个圆满的救赎，但理查逊坚持认为，只有通过死亡结局，才能展现道德的力量。另外，理查逊在书信中对具备独立见解和文化素养的“蓝袜子”类型的女性作家也表现出批评态度，认为她们的言行有悖于传统妇德。
理查逊一方面在作品中塑造了具备道德判断的主体性的独立女性，她们能在当时流行的诱骗文化之下，理智地判断男性的道德品质，并据此决定是否进入情感关系，另一方面，又在作品中试图教化女性读者不要轻信男性，不要贸然进入秘密婚姻。在十八世纪的英国盛行秘密婚姻的现象，只要有牧师见证，甚至无需父母同意即可成婚。而理查逊就警示女性应对男性保持谨慎态度，避免陷入不现实的幻想。在消费文化提升女性地位的背景之下，理查逊这样的男性作家，也就具备了创作态度的双重性：既希望通过小说去讨好女性读者，又试图基于道德规范去规训女性读者。所以，学者南希·阿姆斯特朗指出，女性在新兴的公共领域中成为道德的载体。这个公共领域需要培养道德自律的个体，自律既要求个人的自我保全，也要兼顾他人利益。而在这一过程中，男性通过自律来彰显主体性，女性则更多地成为道德规训的对象，因而成为公共领域的受害者。正如哈贝马斯所描述的，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新兴公共领域在人们中间推广了一种道德实践的信念，要求人们控制自己的需求，并从他人角度反思情感的合理性。亚当·斯密的“中立旁观者”理论也指出这种自我反思的情感调节机制的重要性，强调想象一个中立的旁观者来反思自己的情感，以此来抑制过度自恋。而在这种公共-私人领域二分的框架中，男性被视为公共领域的道德主体，女性则被规训成客体，成为家庭这种私人领域的代表，所扮演的角色局限于维护家庭的日常生活。这也标志着公共与私人领域的性别身份和职能的分化。值得一提的是，十八世纪的这种分化不仅反映在性别上，也体现在种族和阶级关系中。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黑人逐渐被视为“他者”，而城市中的贫困群体逐渐成为未来工人阶级的雏形。正如E. P. 汤普森所说，这是一个“没有阶级的阶级时代”，社会中尚未形成明确的阶级意识，但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的基础已经逐渐显现。城市中的贫民虽然尚未形成完整的工人阶级，但他们的聚居现象和生活条件为未来的阶级社会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