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理查德帕克与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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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哲学家Bentham提出了以结果论为出发点的功利主义观点，他认为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类活动的出发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才是最根本的原则。依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而言，案件中的做法有了其实施的正当性，帕克的死亡便不可以单单的看作一件谋杀案来评判，因为如果没有人献出生命，四个人都会遇难。如果一个人生命的消亡是可以带来大多数人组成的群体的存活，依照Bentham的观点，这样做是存在合理性的。

但是以上的观点存在诸多的反对的声音。首先，生命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生命权的保护不可以以数量来衡量，那么一个人的生命和多数人的生命便没有对比的理由。在中国没有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也不认同自杀的自我选择，在选择自由的层次来讨论之下，我们不可以因为选择的自由而放弃生命的自由，freedom没有所谓的优先级别，当然在人文的层面来看，当一个人已经因为病痛亦或精神疾病而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最基本的健康状况，是否可以选择结束生命这样的一种结局，这又是另外的一个话题了。其次如果功利主义的发展可以与法治相抗衡，那么谋杀罪的法益侵犯便可以在这样的极端情形下有所变化，这是不符合立法精神的。

结果论（Consequentialism）在规范伦理学中是一个很大的类别，而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其实是走了动机论的方向。我在读香港学者梁文道的《读者》一书之时，看到了很有趣的一个观点：在曹操败走华容道之时，关羽不顾当初立下的军令状而放走曹操。当初立下军令状捉捕曹操是大义，理应褒扬，而放走曹操念及过往是义，也应该赞扬。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不论如何去做只要自己问心无愧，过的了内心的那一关，人的行为总归可以变成正义之举。缺乏一个道德体系的社会同时会给法治带来巨大的破坏，当人与人的道德判定不在一个维度的时候，很难有道德伦理方面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法治与社会保障体系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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