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用10分钟去了解珍美是不可能的。我选择她，是因为她父母的职业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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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之下》截图。
谷雨：
但在开机时，珍美妈妈的职业从食堂员工变成了豆奶厂工人，爸爸从记者变成了纺织厂技术员。在你看来，朝方为什么让他们做这样的改变？
曼斯基：
我非常清楚为什么。这些工厂都是模范工厂，朝方经常带外宾去参观。策划拍摄的领导认为，展示这些工厂比展示真实的工作地点容易。
片中他们的家也是这样。他们其实并不住在那里，只是被送到那里拍摄。我专门进浴室看了，里面没有牙刷、香皂和毛巾。任何真实的住家都应该有这些东西。
惹麻烦的素材被从交出去的卡上删掉了
谷雨：
你一开始就想到要通过偷拍花絮的方式获得素材吗？
曼斯基：
到达平壤时，有一组人接待我们。其中一个负责人告诉我们，只能做他们允许做的事。这人每天都拿着纸笔做记录。送我们回酒店时，他会在某个机构门前停下，进去一会。看得出来，他每天都去汇报我们做了什么，并接收新指示。我不知道他去的是什么机构，那里位于平壤的中心广场，外面有围栏，有安检，有士兵看守。
拍摄开始几天后，我们就发现不可能把这部片子拍得让自己、全世界观众和朝鲜合作方都满意。
对于纪录片来说，剧本是形式化的，现实总是与剧本不同——我没有料到朝方会强迫我们照着剧本拍。比如说，我一开始认为剧本中的人物对话只是要说的大概。我完全没想到，人们会像拍故事片那样，完完全全照着剧本来说——即使是拍故事片，也会时常改台词，导演有权决定要拍什么，但他们告诉我们什么都不能改。我当时非常震惊。
再比如说，我要求在影片中加入珍美坐公交车去上学的片段。我以为她会去公交车站，和其他人一起上车，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拍到真实的人群。但拍摄时，我们被带到一个没有车辆行驶的广场上——朝方为我们专门准备了一辆公交车，是和其他公交车型号不一样的新车，女主角的父母和一些专门找来的孩子在等着我们。他们说：“拍吧。”这根本不是记录片。
当我们意识到朝鲜的同志想利用我们拍摄宣传作品时，我们当然开始考虑该如何向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观众展示朝鲜。
◇
2017年4月初，平壤街景。
谷雨：
听说朝方每天都会检查拍摄的内容。他们是如何检查的？你又是如何规避的？
曼斯基：
第一天的拍摄，我们完全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做的。拍完后，他们要求我们把素材交给他们。合同上没有这项，我们拒绝了。他们说，合同上写了：“朝方需协助将素材运出朝鲜。”所以他们要每天检查素材，如果有禁止带出境的内容，他们要删除。只能拍能带出国的镜头，这也让我们非常震惊。
所以我们想出了保留真实素材的办法。这一般是在拍摄结束回酒店的路上完成的，有时是在拍摄地，有时是在车上。我们直接在摄像机里复制素材，或者通过电脑复制，过程并不长。我们有两个记忆卡，可能惹麻烦的素材被从交出去检查的记忆卡上删掉了。
谷雨：
这样做被发现过吗？
曼斯基：
有几次引起了怀疑。负责检查的朝方技术员曾在拍摄一周后问，为什么文件夹编号的排序不对，为什么会有跳过去的文件号码。我们解释说，摄像机有问题，无法正常显示编号。他们相信了。
◇
2017年4月初，
平壤万寿台广场。
谷雨：
万寿台广场的
金日成和金正日塑像是被禁止只拍摄局部的，但你拍摄了他们的脚部和脚下的人们。这一部分是如何实现的？
曼斯基：
我们只能秘密地进行拍摄。众所周知，现在的摄像机都有屏幕，站在旁边的人可以通过屏幕看到你在拍什么。我们把屏幕拆了，只看取景器。我们也尽量不让朝鲜陪同人员看取景器。当他们看的时候，我们就改变镜头的构图。比如让陪同人员看到我们在拍全景，此后我们再调整焦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