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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最相似的地方，还是头脑之开化、观念之新潮。这着重体现于两点，一在新政，二在处理与反对派尤其革命党的关系。
倘把新政分作知与行，端方侧重于知。试看他的宪政理念。1905年底，他受朝廷之命出洋考察宪政，历时八月，遍访十国。自欧美返国之后，他常对人说：“欧美立宪真是君民一体，毫无隔阂，无论君主、大总统、报馆访事，皆可随时照相，真法制精神也，中国宜师其意。”这般诠释宪政，固然有些肤浅，倒也通俗易懂。同时，他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其中明言：“盖世界政体厥有二端，一曰专制，一曰立宪。专制之国，任人而不任法，故其国易危；立宪之国，任法而不任人，故其国易安。”宪政精义，呼之欲出。当然，他的宪政观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主旨即立宪强国：“……中国而欲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不过这是那代人的流行思维，属于时代局限；而且，若不如此措辞，断难说服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推行宪政。
善耆（1866-1922）
谈论宪政，善耆远远不及端方——彼时政坛大佬，只怕无人能望端方之项背——其长处在于行动。借用袁世凯的二分法，他称张之洞为做学问的人，自己是做事情的人，那么善耆正属后者，入仕以来，办巡警，办市政，办税务等，无不有声有色，可圈可点。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不仅称道他的才干，更盛赞他的品行：“得材干之人易，得廉洁之人难；得廉洁之人易，得廉洁而能体下情之人难。使天下办事人尽如肃王，何患不百废俱兴焉！”这使他得了个“贤王”的名号。
善耆对宪政的推动，足见其贤。话说晚清有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风潮，曰“国会请愿运动”，由立宪派发起，他们认为，朝廷把立宪的预备期定为九年，九年过后，才能开国会，定宪法，过于拖沓，缓不济急，迟则生变，故而各省咨议局纷纷派代表赴北京，请求速开国会。对此，主政者的态度不是压制，就是敷衍。唯有善耆，与立宪派步调一致。作为民政部尚书，他不仅接受了请愿代表的备案请求：“凡人民结社立会能不违背法律者，本部即有保护之专责。查国会请愿一事，多系志士热心爱国，以和平主义力求进行，该会既无强挟之要求，即为不背法律，应即允准立案，无庸请商政府，以致多所转折。”还附议他们的言论：“若不速开国会，民心忿极，大祸必发。屡次遏抑民气，倘有不虞，民政部实难担此重任等语。”可惜孤掌难鸣，落得满腹牢骚：“各王大臣对于国会之态度，不独无真实赞成，且大有反对之意；即或敷衍缩短，亦迫于时势使然，将来必仍有阻力之发现。乃外间不知，犹殷殷企望，此则诚可悲悯者耳。”就此说来，甚至可把善耆径直划入立宪派之列。
相比立宪派，与革命派打交道，更能体现善耆的开明。对于革命党人，执政者无非剿灭与招抚两种办法，前者一般称作强硬派，后者一般称作温和派，在温和派中，善耆的怀柔之道，简直无所不用其极。譬如任用革命党人程家柽、谷思慎为幕僚，程、谷二人不只是同盟会员，同盟会成立之时，程家柽负责外务部，谷思慎负责经理部，堪称革命领导人，善耆唯才是举，照用不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