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当时住的地方有很多邻居，其中有很多做秘书工作的人。当我从学校回来时，我会在阳台上看着她们走过。她们穿着各式各样漂亮的旗袍
......上面印有花朵、条纹、各种巧思。旗袍的剪裁大体都是一样的。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面料上的图纹。
张曼玉：
我还记得小时候妈妈是如何与她的朋友们交流的。她们怎么穿衣，怎么说话，怎么打麻将！与邻居和房东太太相处的场景就像是我童年记忆的闪回。当时我是一个旁观者，现在我变身为陈太太，仍然是一个旁观者。
一开始，其实没有什么要准备的
......但当我们决定影片的背景设定于60年代时，William（张叔平）要求我停止剃腋毛，因为他认为60年代的女性是不剃腋毛的！不走运的是，经过几个月的休养，我的腋毛还是不够多，自然也无法在银幕上展示，所以我们放弃了这个想法。
但我不得不为这部电影把指甲留长，因为我的指甲通常都很短。
王家卫：
1963年，当我的家人从上海来到香港时，这里是一个各种方言和习俗相碰撞的地方。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狭窄的生活空间如何迫使人们聚在一起。我们与陌生人合租一栋公寓。没有隐私可言；你的生活就像一本公开的书，每个人都可以随时浏览。今天，我们几乎不知道隔壁住的是谁。但在那个年代，墙很薄，联系很紧密。《花样年华》中的人物都是杜撰的，但他们所处的世界直接来自我的童年记忆。
张叔平：
在电影中，选择使用不同的图案、纯色或条纹，这取决于心情和我们正在拍摄的场景。最终选择权则在我手上。我制作了
20多件不同图案和面料——丝绸、泰国绸、亚麻、棉布、合成纤维——的旗袍......以便将面料的质地和银幕上呈现的感觉匹配起来。
20世纪20年代的旗袍与30、40、50年代的旗袍不同。从50年代以及随后的十年动乱时期开始，几乎就很少见旗袍了。60年代，香港对旗袍进行了改进，借鉴了一点西式的剪裁。因此，它与60年代之前的旗袍有很大的不同。
我还处理了很多穿在旗袍里面的东西，比如
60年代的胸罩、内裤、吊袜带等等。我都是先做里面，再做外面。我非常希望演员能习惯整套服装，让她完全感受到自己在扮演另一个人，而不是平常的自己。虽然观众看不到内里，但一切其实都经过了精心设计。
张曼玉：
紧身的旗袍限制了我走路的方式；我在戏里的步幅比我平时的步幅要小得多，导致身体摇摆得更厉害。鞋子的鞋跟很细，里面是金属内芯，所以你会走得更慢，尽量不摔倒！此外，金属鞋跟在人行道上发出的声音也很特别。这些小细节都让我觉得自己是
60年代的人。
张叔平：
Maggie（张曼玉）花了一些时间来适应并习惯旗袍。起初，她觉得穿着旗袍肢体非常僵硬。她几乎无法正常活动，衣领又太高，让她觉得很不舒服。包括去洗手间，她也觉得非常困难。但因为我们拍摄了很长时间，她不知不觉就习惯了。
对于男人来说，就容易多了。衬衫、
60年代的领带、西装。剪裁要符合60年代的风格，当时最流行的面料是丝绸和羊毛。还有混纺面料，带点亮面。
那时候，我们都给头发打蜡。就连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也都打过发蜡。我们找人专门帮
Tony（梁朝伟）做发型。后来我注意到，打了发蜡的发型影响了他的仪态，因为他不愿意碰自己的头发，以免手变很油。所以他的仪态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果你还记得《阿飞正传》（1990），在影片的结尾，他就一直在梳理自己的头发。所以发蜡这个元素真的影响了他的一些举止。
每一件小道具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当时在香港寻找道具和服装很困难。我们不得不到处寻找，甚至跑去非常非常破旧的市场。为了找到一个小勺子或其他东西，我们不得不四处奔波。现在很多东西你都可以网购，方便多了。比如
Tony的领带，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找到一条合适的。
为期
15个月的拍摄于1999年初在香港开始，随后转战泰国，最后还去了柬埔寨。
王家卫：
Maggie主演了我执导的首部电影《旺角卡门》——我们差不多同时入行。那时她还是个新人，顶着香港小姐亚军的光环，还在摸索自己的表演技巧。当我们重聚拍摄《花样年华》时，她已成为一名功成名就的演员，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沉稳的自信。我们面临的挑战不再是指导她，而是创造一个空间，让她仍然能够惊讶于自己的表演。
张曼玉：
Tony很早就跟我合作过一部电视剧（《新扎师兄》，1984），当时我只有20岁，对表演还没有很深的概念。因此，相隔15年后再与他合作，就像是一次全新的体验。这其实很有帮助，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角色本应该是陌生人，我们能在拍摄过程中逐渐更了解彼此，是一件好事。就像陈太太和周先生一样。
我们真的是每有一场戏的剧本就拍那一场戏，没有提前分析要如何拍和为什么要拍。每天都有很多即兴发挥，灵感来自于拍摄现场的气氛、灯光、家卫播放的音乐、服装、对白等等。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如此新颖，与我们过去看过的任何其他电影都不一样。
王家卫：
最初的想法是让
Tony的角色少一些深情，多一些报复感——因为他的妻子背叛了他。他一开始是一个受伤的人，不是因为伤心，而是因为怨恨。他并不是要报复妻子，而是要摧毁Maggie的角色，证明她和自己的妻子没有什么不同。这就像詹姆斯·斯图尔特在《迷魂记》（1958）中的角色所表现出来的偏执，一样残酷。我们最终缓和了这种锐利的特质，但依然保留一点。
刘以鬯的小说《对倒》（
1993）——译自法语「Tête-Bêche」——是这部电影的基石。两个故事，互为镜像。它启发我去讲述一个从未真正交汇的平行生活的故事。
大多数婚外情题材的电影都关乎于内疚或激情。我想探索一些不同的东西
——共谋、共同的秘密。在某种程度上，这有点像希区柯克的《后窗》（1954），在这部影片中，邻居们不仅仅是背景角色，而是剧情的积极参与者。他们的存在，他们注视的目光，都成为了故事的一部分——他们是帮凶，但与《后窗》不同的是，他们目睹的不是谋杀，而是婚外情。真正的罪行不是背叛，而是被人看到。
《对倒》吸引我的不是背叛的情节本身，而是故事的重演：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这对被背叛者扮演背叛者，把不忠当作犯罪来剖析。到最后，连他们自己都无法将表演与真相区分开来。生活模仿艺术，直到艺术变成生活。
张曼玉：
虽然重演的场景（陈太太和周先生扮演对方的配偶）不应该是「娱乐」的，但我很喜欢演这些场景，因为它们确实暴露了角色娱乐的一面。
我认为这些场景让角色更有深度，显示出他们不只是两个无聊、悲伤和痛苦的人，也为观众提供了想象空间，让他们知道周先生和陈太太并不是只在一个层面上看待这件事情。
杜可风：
当
Maggie走向面摊时，我们最初播放了一首类似《梦二主题曲》（Yumeji’s Theme）的音乐。虽然不完全一样，但王家卫觉得类似的音乐很适合她，在这种缄默、犹豫的时刻，我们可能会邂逅这个人。对演员......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种宣泄。这就是王家卫的天才之处，故事里有音乐。
王家卫：
梅林茂创作的这首主题曲很早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反复出现的拨弦感觉就像心跳，是某种最原始、最本质的东西。纳·京·科尔的歌曲（《也许，也许，也许》）则带来了一层异国情调和对别处的向往之感。它们共同创造了影片可以栖息的情感景观。音乐总是为我指引方向——例如，它可能会指导我的摄影机在一个10平方英尺的房间里如同跳《天鹅湖》般起舞。
梅林茂：
王导一开始就有了在他的电影中使用这首曲子的想法。当然，我们先一起进行了讨论。可以说，在《花样年华》中，王家卫把我的作品从配角变成了主角。
张曼玉：
没有清晰的故事主线可能是我最大的苦恼。当时，我感觉自己失去了作为演员的乐趣，无法为陈太太这个角色创造更多的细节。因为我只能在要开拍时才知道我们到底要拍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