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王俊秀 段永朝：意义互联网的兴起（中）

斯图尔特·布兰德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是“信息渴望自由”。在互联网上，人们获得了对信息的控制能力，集聚、沟通和表达观点的限制条件被打破，因而更多的权力主体涌现出来。国家，包括政党和官僚机构，开始失去其以往在权力结构中主导性的地位，更多的群体开始独立地发出声音、组织行动。这些在互联网上涌现出来的权力主体可以称之为网络国家。它们在网络空间拥有自己的居民，遵循自己的规则，实现自己的目的。网络国家缺少强制性的约束力，但它们凭借自身所创造的意义来吸引网民的入驻和参与，甚至拥有一定程度的执行力和影响力。 网络国家正在发挥着日益凸显的作用，有些组织在获得民众的认同方面甚至超过了国家机关，进而有可能消解掉国家权力的正当性。

2010年Google宣布退出中国、维基泄密事件以及近期的“棱镜门”事件都引发了大量社会讨论，它们集中反映了人类社会面临的更为广泛冲突的一部分，那就是网络国家正在崛起，并且可能威胁到近代以来所产生的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

更多权力主体的涌现，打破了近代以来单一而强势的国家权力的垄断，多主体政治的时代重启。 获得了对信息生产与流通的控制权，新的权力主体可以分享过去由国家所垄断的权力；而获得了信息生产资料的公众，也可以公开向权力体系问话。其导致的结果是，权力的主体间性重新凸显出来。

随着互联网与现实社会的互嵌，在新的权力结构中，权力执行者与授权者的距离显著缩短。 社会的可见度更高，社会事件更透明地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而即时性的讨论可以随时开展，这就构成了一个广泛而随时存在的线上议政厅，国家权力被置于流动性政治的环境中。 在这里，社会个体的态度、观点和情绪都是高度可见的，个体不断地对现有权力结构提出反馈或质疑，考验着执政者的处理与应变能力。 而那些无法适应新环境的权力主体，试图像过去一样保持沉默，或者采取非正面的态度应对公众的质疑，都是在消耗着自身的正当性资源。

互联网对于政治候选人的展现是实时的和全方面的，一旦拉开帷幕便没有中场休息。在这种情境下，掩盖事实、编造谎言比过去困难得多。此外，政党还可以利用社会媒体，在社区中动员选民，从而拉进了政党与社会个体之间的距离。例如在2012年美国大选中，奥巴马的胜出得益于出色的新媒体数据挖掘小组，对选民和竞选情况进行分析，制定相应的策略。政党的运作开始呈现出社运化的特点，新媒体在其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其他权力主体同样加入到流动性政治的情境中，借助网络技术加强同社会个体之间的联系。例如“免费午餐计划”在组织过程中，借助微博平台发起一系列线上线下活动，积累了大量的社会关注。该项目还利用淘宝所搭建的支付平台收集捐款，从而解决了跨地域的款项聚合问题。大量社会组织利用网络技术开展活动，通过即时性的、动态的交流反馈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