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王羲之虽然出身琅琊王氏，但却属于家族内较弱的一枝，幼年失父的变故，更使得王羲之经历了艰难的少年时代，产生了与家族的隔阂。
王羲之因幼遭凶变，性格老成持重，且不务清谈，有实干之才。王敦、王导等王氏宗族领袖对这个优秀的侄子都很看重。王敦曾对王羲之说：“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阮主簿即阮裕，时为王敦大将军府主簿，素有盛名。王敦将少年王羲之与阮裕相提并论，大有为王羲之延揽美名之意。王导曾写信给王羲之，谈到家族内人才凋零，说：“虎豚（王彭之）、虎犊（王彪之），还其所如。”意思是王彭之、王彪之就像他们的小名一样，如同猪牛，言外之意是称赞王羲之，希望王羲之发挥才能，为维护家族利益做出贡献。
然而，王羲之对其伯叔辈的关照并不买账。王羲之曾自称
“素无廊庙志”，
又曾致书殷浩说：“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王导曾多次安排王羲之出仕，但都被王羲之拒绝，甚至发誓决不当官，使王导不得不放弃。
王羲之一再拒绝王导的好意安排，这体现出王羲之和王导之间的关系很不正常。王羲之与王导的关系为何不正常？
我有一推测：王羲之之父王旷兵败之后，并没有死，而是在刘渊手下或为囚虏，或为降臣，此时，王羲之当然希望朝廷早日北伐，击破匈奴，才有可能救出父亲，但是，王导等人考虑的首先是巩固其在江东的偏安地位，所以口头上号称“恢复神州”，而实际上无意北伐，因此，于公于私，于国于家，王羲之都对王导的政策很不满意。王导大概也觉得自己的政策对王羲之父子来说不太公平，因而积极推举王羲之当官，以弥补亏欠。可惜，王羲之不买这个账，拒绝了王导的示好，直到他找到了郗鉴这个新靠山，才开始步入仕途。
郗鉴出自儒学世家高平郗氏，其曾祖父郗虑是汉献帝时御史大夫。永嘉之乱时，郗鉴率宗族乡民千余家数万之众保据峄山（今山东济宁），司马睿署其为兖州刺史。永昌元年（322年），郗鉴退守合肥，入朝为尚书令，但仍控制着江北的流民大军。王敦之乱，郗鉴引刘遐、苏峻等流民势力入卫建康，对平乱起到了关键作用。王敦死后，琅琊王氏专掌重兵的局面被改变，王氏势力开始衰落。此时，琅琊王氏、颍川庾氏相互对立，争夺朝廷和地方藩镇的主导权，而高平郗氏则周旋两家之间，三角关系十分微妙。
郗氏既处折冲之地，遂成为王氏和庾氏都想拉拢的对象。因此，王导辟郗鉴之子郗昙为司徒掾；郗鉴要选女婿，王导说：“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最终，郗鉴选中的是在东床坦腹而食的王羲之。郗、王联姻，是足以影响当时政局的大事，更是两家的大事，王羲之却于选婿之际依旧放浪形骸，显然不以家族大事为念。然而，郗鉴看中的正是这种独立的性格和其特殊的家族地位，王羲之可谓歪打正着，拥有了家族之外的政治靠山。
在郗鉴的推举下，王羲之起家出任第一个官职秘书郎。秘书郎隶属秘书省，秘书省是中书省的分支机构，负责呈递尚书奏事、管理文书图籍、编撰国史等事务。秘书郎在秘书省内部属较低层级办事人员，品级不高，但职责重大，经常有机会接触皇帝、宰相等权力中心，是高级士族子弟进入仕途的常选。王羲之出任秘书郎的时间是太宁三年（325年），王羲之时年23岁。作为琅琊王氏族中出类拔萃的“佳子弟”，23岁才进入仕途算是很晚的了。
王羲之在秘书省工作了三年时间，于咸和三年（328年）调入会稽王府，任会稽王友。咸和三年正值苏峻之乱，王羲之却能离开岗位，可见他在秘书省并未担负特别重要的职责。“友”是王府的高级官员（《晋书·职官志》载：“王置师、友、文学各一人。”），虽然没有实权，但地位甚高，相当于王府的三师三公，一般多以才学出众、品行高洁、声望卓著的人物担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