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皮革厂王八蛋老板跑路背后，温州房地产崩溃全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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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那是深圳的故事；

1990年，老人又在浦东划了一个圈，那是上海的故事。

温州既不靠近上海，也不靠近香港，缺乏一切看起来孕育资本生长的沃土。然而就这么神奇的，他悄然崛起成为了东南沿海的民间经济中心。

温州何德何能？

事实上，温州的兴起，不在于他有什么，而在于他什么都没有。 1980年代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公有制仍然极其强大，姓资姓社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在公有制强大的地方，乡镇政府对民企极为警惕。很多民营企业，担心的不是银行贷款能不能得到的问题，而是会不会被乡镇干部破门而入，抓去批斗，断水断电的问题。

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逼得许多地方的民营企业只能偷偷摸摸的干，或者借个集体企业的帽子戴上，举步维艰。因此，只有在公有制成分比较少的东南沿海，民企才有了较为宽松的发展空间。而在温州，公有制单位大概是最少的地方了吧，以至于逼得乡镇干部的亲属们都只能去家庭作坊就业，让民企和政府结成了命运共同体，不知不觉间将这里培育成了一片民营经济的沃土。

祸兮福所倚，温州远离中原，远离上海、香港，权力不沾边，外资看不上，因此在资金上，就更加天然的依靠宗族关系的互相支持。慢慢的，一种独特的地下民间金融体系就蓬勃发展起来了。

夏天的故事

2002年，中国入世，出口加工业进入黄金年代。

那年的夏天，一家叫江南控股集团的阀门企业，老板黄作兴也画了一个圈。他们建了一座江南皮革厂，法人代表就是他的侄子黄鹤。和其他的温州人一样，他们坐在风口上，是猪也能飞上天。

2000年的时候，温州的工业产值只有626亿元，八年之后，这个数字增长到了3600亿元，年复合增速保持在20%以上，最高的一年甚至高达44%。深圳速度也不过如此。

然而在那几年，表面繁荣的温州，危机隐现，只是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第一，是传统产业竞争门槛低，依附于劳动力成本红利，当人民币在2005年启动升值步伐之后，利润率一步步就被吃掉了。

第二，传统的企业家族式管理，封闭、排外，不利于人才的激励，无论在融资还是科研创新上都掣肘明显，使得温州企业难以做大。

第三，政府“看得见的手”缺位。公共基建投资不足，城市就像农村，当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的时候，缺乏足够的住房来满足，导致房价飙升，直逼一线城市。

2010年，温州房价1.4万元每平米，仅次于北上深三个金融中心，和三亚、杭州，排名全国第六。这个房价已经是高的离谱了。没想到的是，在随后的一年，再度飙升了50%，2011年11月时涨到了2.1万元每平米，比省会杭州还贵四分之一。

房价的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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