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揽5项艾美奖,《使女的故事》大概是今年最震撼的美剧

这种画面感的营造，是该剧集最出彩的方面之一，不妨视为影视人送给小说家的礼物。 小说家喜欢并且善于营造参差中的统一，混乱中的秩序，嘈杂中的安稳，影视人则擅长呈现一个高度单纯的画面以及此画面之下隐藏的疯狂。

年轻时的张爱玲曾听说，德国的马路光可鉴人，宽敞，笔直，齐齐整整，一路种着参天大树，然而她疑心那种路走多了要发疯。她还特别提到加拿大，气候偏凉，天蓝草绿，到处是红顶的黄白洋房，干净得像水洗过一样，个个附有花园，但她对此毫无向往之心。

较之历史上曾出现的那些极权政府，基列有能力管控到一切角落，绝不容许有脏乱差的区域成为纲纪松弛的温床。 使女们的装扮是经典的红白搭配，她们负责去超市购物（永远是橙子、鱼等几样），所到之处总是视线的焦点。袍子的红色象征性与生育，但不是那种亮眼的红，穿在使女们身上更近于黑。 当使女们列队行走于街道和别墅区时，萧杀的风景中便有了一种生动，但这不足以让灰暗的画面变成五彩，而只能让它们连缀成一部每秒60帧的黑白默片。她们白色的帽子组成一条绵延不断的白线，倘若你的眼光跟着这条白线移动，则很容易跳出情境，仿佛可以自由穿越时间，既可以一步快进到某个不可思议的未来，又可以回退到某个似曾相识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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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列政权最让人感到超现实的，是它华丽丽地开倒车，所有人都已经习惯了自由民主体制和现代生活方式，它却陡然转回原教旨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 世界上也有一些政权是由自由转为保守，但那是不同势力之间的斗争，是本就存在的保守派打败了自由派，而基列政权的创立者原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自由主义者，其原教旨主义更像是旧瓶装新酒。像沃特福德大主教夫妇这样的人当初都不乏理想抱负，他们面临的是真实的危机（环境破坏，人口锐减），他们认为自己有理由也有责任采取极端措施拯救人类，未来的政府应该在生老病死各个方面更有效地管控。

正是在这里，“生命政治”一词不可避免地跳了出来。按照福柯的用法，生命政治（biopolitique）指的是一种始于18世纪的行为，它不再动辄以剥夺公民生命相威胁，而是力图将健康、出生率、卫生、寿命、种族等等与生命相关的问题合理化。 所谓合理化，不是以政治强权干预百姓日常生活，而是要就国家对人类“自然生命活动”的治理做出符合现代政治观念的解释，所以对福柯来说，“生命政治的诞生”与自由主义秩序的建立互为表里。他特别指出，自由主义的合理化以这样一个假定为起点：治理的目的并非治理本身，它没有理由为自己而存在。也就是说，治理纵然有使自身最大化的强烈倾向，但这不能成为一种原则。

于是在福柯这里，生命政治的核心是合理化，而合理化的核心是矛盾，比方就“人口”来说，一方面，政府希望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确保国民数量适应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一个急切地要求尊重法律主体和确保个人自由进取的体制中”，“人口”这一现象又当如何解释？ [6]

我们当然可以说，福柯的观察并非普遍适用。至少在基列政权统治之下，并不存在这种自由主义的“庸人自扰”，因为所有人都或主动或被迫地放弃了个体自由；政府既然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无需提供合理化解释，而大可安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信条。在此情形下，阿甘本对生命政治与至高权力之关系的强调以及对“永恒的紧急状态”的关注，倒显得更为切题。 [7]

不过在我看来，就基列政权而言，福柯的问题与阿甘本的问题兼而有之，共同构成一种法与生命/生活的关系。基列国的人有点儿像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身体已经服从于现实，内心却不免游移不定，总还是觉得自己是人不是虫。 这并不是说他们对人性有坚定的信念，而是说他们必须时时应对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仍需过去的经验帮我维持日常生活，那么如何让新经验与旧经验融合到一起？开倒车的风险，在于让所有人都不得不随时随地思考自身处境。

所以我们看到剧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忧心忡忡，他们的神经紧绷，严防自己故态复萌，这当然不是能让人放心的“无思”状态。当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被认为应该服从于生育这一目的时，任何人之间表达任何情感，就都需要在常识与法的冲突中进行抉择，而以前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甚至意识不到法有何位置。 生命政治所要求的合理化努力，在此“紧急状态”中不是被搁置了，而是内化进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内化进每个人的身心冲突之中。这个匆忙建立的基列政权，对此显然准备不足。

然后我们必须看到，在此政权下还有像沃特福德夫人（奥芙瑞德的女主人）这样的女性存在。 她是一个出色的知识女性，较之丈夫更具领导才华。她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基列的设计，主张女性回归生育“本位”，回归传统美德，但是当设计成为现实时，她却被意外然而合理地剥夺了发言的权利，成为一名家庭妇女。

她的生活处于一种悖论状况中：她越是成功，就越是失败。她越是落寞、边缘化、没有声音，她的事业就越是成功；而她的事业越是成功，就越不是“她的”事业。 她要做到完全意义上的成功，就必须做到绝对的感恩，甚至无思无欲，安于被安排的一切；但是既然眼前的一切都基于自己曾参与的设计，“现实的，即合理的”，那么现实本身也就是思。沃特福德夫人时刻处于思与说的鼓噪之中，她无法长久地隐藏自己，因为女性的自我隐藏也是她要言说的内容。

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个由她精心安排的涉外社交场合，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突然站起来作为女主人发言，向外宾阐述基列的理念。演员伊冯娜·斯特拉霍夫斯基（Yvonne Strzechowski）的知性气质充分发挥，使这次发言成为全剧最具魅力的片段之一。但是，虽然发言取得了成功，发言行为本身却否定了她所阐述的理念。还有一点极为重要，沃特福德夫人这场为女性赢得光彩的发言，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帮助丈夫与他国达成买卖使女的协议。她是作为贩卖人口的说客，终于获得了言说的权利。 沃特福德夫人此种境遇，以荒谬的形式揭示出生命政治的一条原理：只有当一个人既是又不是她自身时，法与生命的真正关联才显示出来。

最后，是那些使女们。使女们可否有思？使女们进修道院接受再教育，就是要从灵魂深处根除异端邪说，把一切交给由新政权重新解释过的上帝。在这个上帝面前，人类世界早已再次沦为“淫城”索多玛，值得再好好地毁灭一次。 众使女以前的生活也都颇有可指摘之处，必须洗心革面，恪尽生育之责，才是救赎之道。然而这些女人毕竟不是机器，哪怕时时自贬为动物，她们的处境也要比动物微妙得多，所以不能不思。

她们是阿甘本意义上的“裸命”。 “裸命”并非先在于社会、政治、法规的自然之人，因为“区分生命与法、失范与规范的可能性本身，就与它们在生命政治机器中的接合同时发生”，“裸命便是这部机器的产物，而不是某种在它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事物”。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