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敌意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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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莫在我和阿拉贡相遇的七年之后，我认识了艾梅·塞泽尔。我在二次大战结束时就读到了他的诗句，那是捷克文的翻译，刊登在一本前卫期刊上（我读到米沃什的同一本期刊）。我们见面的地方在巴黎，在画家林飞龙的画室。年轻、迷人、活力旺盛的艾梅·塞泽尔拿出一堆问题向我猛攻，劈头第一个问题就是：“昆德拉，您认识奈兹瓦尔吗？”“当然认识。可是，您怎么会……认识他？”不，他不认识奈兹瓦尔，可是安德烈·布勒东经常提起他。在我既有的印象里，布勒东以强硬著称，他只有可能谈到奈兹瓦尔的坏处（他在几年前和捷克的超现实主义团体决裂，因为他宁愿顺从党意──差不多跟阿拉贡一样）。然而，塞泽尔却再次告诉我，1940年布勒东旅居马提尼克期间，对他谈起奈兹瓦尔的语气里满怀着爱。此事令我感动。因为奈兹瓦尔也一样，我记得很清楚，他谈起布勒东的时候也是满怀着爱。

有一种人际关系，捷克文称之为“soudruzstvi”（soudruh：同志），意思就是“同志情谊”，也就是让共同进行政治斗争的人们得以彼此连结的好感。当他们为某一件事共同献身的精神消失之后，彼此有好感的理由也就消失了。可是友谊如果从属于某种高于友谊的利益，这种友谊根本与友谊无关。

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学会让友谊屈从于所谓的信念，甚至因为道德上的正确性而感到自豪。事实上，必须非常成熟才能理解，我们所捍卫的主张只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假设，它必然是不完美的，多半是过渡性的，只有非常狭隘的人才会把它当成某种确信之事或真理。对某个朋友的忠诚和对某种信念的幼稚忠诚相反，前者是一种美德，或许是惟一的、最后的美德。

我看着法国诗人勒内·夏尔走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旁边的照片。一个是以参加对抗德国占领的抵抗运动受到赞扬，另一个则是因为曾在生命的某个时刻对初生的纳粹主义表示认同而受到诋毁。照片拍摄的日期是在战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背影，他们头上都戴着帽子，一个高，一个矮，走在大自然里。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

【选自米兰·昆德拉《相遇》，尉迟秀/译，上海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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