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吸烟袋最初在中国边疆地区的社会底层人群中开始流行。在南部沿海，水手和私人商贩是第一批尝试烟草的人；在北方边境，士兵、私掠者和强盗是较早的吸烟者。
满蒙贵族很快就养成了吸烟袋的习惯，正如辽东和蒙古东部的普通人一样。然而，从汉人的角度来看，所有的蒙古人和女真人都是举止粗鲁的边疆蛮夷。新疆人、回族、傣族、纳西族，以及沿西部边境交易烟草的其他民族，甚至更加远离汉人意识中的“文明”中心。
因此，中国的烟草消费始于明代上流社会最为轻视的帝国边疆群体中。
不料烟草却逐渐传入汉族精英的文化世界。许多清代旗人和官员在1644年控制华北时就已经对烟草习以为常，他们在烟草高端化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他们使吸烟对于公职人员而言变成了一件体面的事情
。
清军入关后，北京和长江下游城市一些有势力的汉人士大夫开始青睐烟草，因为他们认为烟草有益健康，或者发现烟草可以用于娱乐。继而，较早接受烟草的人通过连接各地精英群体的跨区域网络教会其他人。
到1700年，许多上流人士，无论男女都知道如何吸烟。当然，到了18世纪30年代，在一些江南学者的社交圈里，吸烟已经成为时尚。
18世纪诗人厉鹗（1692—1752年）简要总结了在他的有生之年旱烟所涉及的广大社会范围，突显了那些处于社会等级两端的人对旱烟的消费：“今日伟男髫女，无人不嗜。”
吸烟跨越从百姓到精英、从男到女的界线并非是预先确定的，事实上，如果烟草在其他时代传入中国，这可能根本不会发生。
众所周知，社会流动性增强的现象是帝国晚期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是由明末商业经济的国际化引起的。16世纪日本和新大陆白银的大规模进口为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相互影响创造了新的社会条件。一个新兴的世界主义精英阶层出现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其中包括富商、拥有功名的官员，以及告老还乡的士绅。
从一开始，在这个包括商人、艺术家和学者的广阔圈子里，
许多人认为烟草是一种可以表达好客、聚精会神、增强性快感，以及保持或恢复健康的物质
。
从这样积极的角度来看，烟草轻易地跨越了地位、阶级和性别的界线，而这个时代愈演愈烈的商业化和经济竞争已经让这些界线变得漏洞百出。
西德尼·甘博:《妇女和卷烟》(1924—1927 年)，西德尼·甘博摄;纪实艺术档案，杜克大学，第 462—2663 号。
大约在清朝统治的头一百年，不论社会经济阶层、空间位置或性别，长烟管是所有中国吸烟者使用的主要器具。
旱烟最初流行于男性和女性、百姓和精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它被誉为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烟草所谓对健康的益处，在精深的17世纪医学著作中被理论化，通过大众化的医学文本广泛传播给18世纪的阅读公众，而这些医学文本通过繁荣的长途书籍贸易得以流通。
流动的书商将面向市场生产的手册运往内地城市和小城镇，从而向全国各地的乡绅传播关于烟草及其用途的文字。
在清代的全盛时期，包括远离长江下游地区传统出版和消费中心居民在内的许多上流社会人士，既能获得有关烟草的信息，也能获得有名的高档烟草。
到18世纪中叶，吸烟袋作为一种日常享受，在富人和穷人中都变得极为普遍。男女老少、高低贵贱，乡下人和城里人都学会了吸烟。
抽烟袋在17世纪已经通过他们在商业社会的人脉向上渗透至学术精英，但从来没有变成一种专属的习俗，而在整个清代仍是普通人与上流社会共享的一种习俗。
即使诗人和官员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满腔热情地学习这种新习惯，吸烟还是从高度商业化和城市化的沿海地区向较小城市、乡镇和村庄中更广大的民众，同时“向内”和“向下”渗透。
到1750年左右，吸烟在清代乡村社会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普遍存在。自己不生产烟草的农民基本上都会向小贩或市镇上的商店购买廉价的旱烟，尽管我们无法估量他们会买多少。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进行的调查统计表明，中国农民和劳工消费了大量烟草，这些烟草要么是他们自己种植的、作为酬劳接受、赊账或作为礼物获取，要么是用现金购买的。
卜凯在20世纪初发现，超过五分之四的受访农民家庭汇报了一些用于烟草的现金支出，而中国中东部农民的这一比例要稍高于华北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