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加缪的记者生涯起步于阿尔及尔本土报纸《阿尔及尔共和报》。“加缪成为记者时只有二十五岁，但他那时已经具备了天赋、正直和成熟，这些品质引导他去谴责不公正和苦难。”
（85页）
前一年加缪的工作是在阿尔及尔气象研究所担任办事员。对于一个因身体原因无法成为哲学教师、已经待业两年的哲学系毕业生而言，这份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考虑到这份工作可以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创作，它与加缪最初的职业愿景相去不远。然而与帕斯卡尔·皮亚的相遇改变了一切。“（与他相处会带来）男人之间会有的那种乐趣。那种很微妙的，只是借火或帮对方点烟的动作——某种默契……”
（《加缪手记：第一卷》，黄馨慧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124页）
两人在意欲进军新闻业的理想主义者让-皮埃尔·弗尔招揽人马的过程中相识。很快，原本在巴黎《今晚报》任职的皮亚成了这份外省报纸的实际领导者，而加缪则辞去了气象站的工作，开始担任通讯记者。
《加缪手记：第一卷》
用狄更斯的经典套话来形容《阿尔及尔共和报》所面对的时代环境似乎极为贴切，“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作为一份打算“与一切斗争并肩作战”的报纸，“《阿尔及尔共和报》问世的时间非常好：此前几天的9月30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签署了《慕尼黑协定》”
（[法]奥利维耶·托德：《加缪传》，黄晞耘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164页）
，然而单靠讨论国际形势无法吸引读者兴趣，国内新闻的报道权限又势必因时局阴影下当局的越发敏感不断缩紧。但加缪无暇考虑这些。成为记者、肩负起“报道者”的责任，意味着他终于可以让他所关切的苦难公之于世——他自己正是从贝尔库的贫民窟而来。于是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存续的短短一年时间里，加缪完成了五十余篇文章，其中甚至包括四组针对现实事件的系列报道。
奥利维耶·托德著《加缪传》
加缪的第一次跟踪报道，针对的是发生于1938年的“奥当案”。皮埃尔·奥当原本是特雷泽尔镇一家农业互助社的普通职员。出于对当地弱势农民的同情，奥当提前从他们手中收购了当年的小麦，以规避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然而此举却触动了当地富农及上层殖民者的利益。在尚未展开调查的情况下，奥当便被当局以私自囤积小麦的罪名关进了监狱。奥当给《阿尔及尔共和报》写信描述了自己的状况，读到这封信的加缪立刻投入到“战斗”当中。因为“对他而言，奥当是阿尔及利亚不公正现象的象征，在这里，强者的法律占主导地位，那是有权有势者的法律”
（97页）
。尽管当时为奥当案奔走呼告的记者不止加缪一人，但他的深入调查与雄辩风格超越了事件本身，将讨论上升到人性层面：“在一个苦难和荒谬导致许多人失去人性的世界里，拯救一个人就等于拯救了自己，也等于部分拯救了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的人类未来。”
（98页）
更关键的举动则是他在调查伊始即在报纸头版发表了一篇写给当时阿尔及利亚总督的公开信，谴责当执法官程序不当、滥用权力。在赛恩斯看来，加缪此举承袭了自左拉乃至伏尔泰以来法国知识分子通过新闻介入现实的传统：
在报纸上发表致国家总统或国家高级官员的公开信，这种新闻体裁是法国新闻界牢固传统的一部分。在更早的时候，法国新闻史上的另一著名事件催生了巨大反响：由伏尔泰揭发的卡拉斯事件在舆论场上以公开信的形式向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或国家高级权力机构提出质询，这一行为至今仍然存在，但仅出现在极其特殊的事件上。加缪当时是一名年轻记者，他采用了这一传统形式，其他常在报刊专栏发表文章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比如左拉（他也是一名记者）和伏尔泰（他也是报纸的长期撰稿人）。简而言之，这是在极端情况下，第四权向第一权发出的呼吁，要求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件伸张正义，并因此动员公众舆论。
（102页）
案件的最终结果，宣告初出茅庐的记者加缪几乎大获全胜——奥当被当庭宣判无罪。尽管《阿尔及尔共和报》因此成为当局的眼中钉，为日后的停刊埋下伏笔，但加缪很快投入到第二场战斗中。这次陷入麻烦的是当地进步主义宗教领袖奥克比，他被指控谋杀了当地保守派宗教领袖卡乌勒。这宗政治色彩浓厚的谋杀线索错综复杂，但加缪一开始便坚定地站在奥克比一边，因为他坚信一个持有包容、温和立场的知识分子，绝不可能诉诸谋杀这样极端的手段，“加缪把赌注押在一个他认为正派的人的清白上”
（109页）
。在围绕这一案件的系列文章中，加缪将奥克比的形象与反殖民斗争联系在一起，而奥克比最终被无罪释放，似乎意味着他再下一城。然而这场胜利却远不像奥当案那样痛快，“让加缪感到不自在的是，被告方的几名证人，鲁弗拉尼、塞勒、高兹朗、马卡西这几位先生都是《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董事会成员”
（托德《加缪传》，175页）
。而多年后浮出水面线索，也暗示了奥克比并非完全清白，加缪的辩护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免于牢狱之灾，却也导致他作为斗争领袖生涯的终结
（参见[美]赫伯特·洛特曼：《加缪传》，肖云上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269-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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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洛特曼著《加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