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从林富士到郭志松，对疾疫是“怎样的实体”/“谁的实体”的追问，开启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能在怎样的层面上解读疾疫的记载，是试图找到一个现代的近义词，还是在当时的语境下理解？即使要回到时人的眼睛和心灵辨认疾疫，他们看到和体验到的是同一个图景吗？Charles Rosenberg提醒我们，强势话语
（比如国家、主流医学）
的建构过程中，往往会遮蔽社会中关于疾病多样的认识和体验。因此，在尝试迫近那个逝去的时代中关于疾疫的理解时，需要审慎地去观察这个建构与遮蔽的过程，以迫近疾疫中煎熬的每一个个体。这四方与疾疫、饥馑相关的墓志则提供了一个在“被遗忘”的情况下观察个体的机会，下面将分别呈现他们的故事，并讨论这些故事是怎样被讲述的。
让我们先从两位男性讲起，贾洮和崔纾。墓志中对疾疫和饥馑的沉默，部分源自墓志的记载模式
（特别是男性志主）
重在家族世系与历官。《贾洮墓志》和《崔纾墓志》充分展示了疾疫或饥馑记载进入男性官员墓志书写的一体两面。贾洮当时担任河南府的户曹参军，《贾洮墓志》是为了说明其被迫放弃仕官生涯的“苦衷”：“时洛川大饥，公府无俸，弃而西归，二年而卒。”《崔纾墓志》则是相反，试图表彰其在疾疫和饥馑中政绩：“
（崔纾）
寻迁汝州临汝县令。属天灾代行，境人不理，赖其抚字，全以宽慈，吏不忍欺，人胥以乐。”
问题是，如何在“掩盖”或“彰显”叙述的背后找到线索，帮助我们理解他们在疾疫中的经历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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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洮墓志》
唐咸通十四年（873）八月二十八日葬，
陕西省长安县出土
在这个意义上，墓志中关于家族世系与历官的讲述提供了理解的种种线索。《贾洮墓志》记其之前历官经历：“公幼有节概，聪敏过人，弱岁诣太学，入举登三史第，尔后丁颍川夫人之艰，服阕数载，解褐为阌乡县主簿，秩满，吏部奏为经学考试官，除广文助教，受代，调为太学博士，又调为河南府户曹参军。”唐代太学“置生一百四十员，取五品已上子孙”，贾洮能入太学与其家族背景相关，其祖父贾嵘任秘书丞，是从五品，贾洮由此获得机会。之后，他以三史科登第。所谓“三史科”，长庆二年
（822）
二月谏议大夫殷侑的奏文曾详记其前后因果：“伏请置前件史科，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能通一史者，请同五经、三传例处分。其有出身及前资官应者，请同学究一经例处分。有出身及前资官，优稍与处分。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仍请颁下两都国子监，任生徒习读。”贾洮本该由此开始仕官生涯，而且如雷闻先生指出：“由于一史与三史科都同时兼有贡举与科目选的性质，很多白身应试者试图直接到吏部应科目选，以尽快授官。按照此敕规定，若是白身，则一史、三史都应于礼部应贡举，但对于三史登科者，却另有优待，即可以‘当年关送吏部，便授第二任官’，这样便大大提高了入仕的速度。”但由于遭遇母丧，他在服丧结束之后才开始仕官生涯。任职的路径一直在中央学官和地方的官员之间转换。徐晖认为，在唐文宗朝以后，随着国子监官职的闲散化和藩镇兵将任检校国子祭酒的情况日益普遍，学官的上升途径遭遇困境。而且《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开元三年
（715）
张九龄提出了“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任官原则。这可能提供了对贾洮职位选择的理解角度。一方面是制度要求，一方面则是个体试图在自身的知识优势和突破上升途径的困境之间找寻到一个平衡点。
与贾洮的经历略有差异，崔纾先补进马，《通典》记唐代入仕门径中提到“进马六十员”，为门荫入仕的途径之一。之后，他“释褐授同州冯翊县尉”，与科举入仕的起家官大致相当。然后一直在地方任官：“次授怀州武陟县尉，襄阳、福昌两县丞，官云小而务繁，权虽卑而道直，加以矜慎，颇号清通。寻迁汝州临汝县令。”崔纾的家族比起贾洮更为显赫，《崔纾墓志》记其家族世系：“曾祖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文贞公讳祐甫；祖华州刺史敬公讳植，考河南府陆浑县令讳柔。府君乃元嗣也。”这个来自博陵崔氏的家族在安史之乱后，到崔祐甫这一代重拾家门荣光。虽然来自显赫的家族，崔纾却早年遭遇坎坷：“幼失怙恃，柴毁骨立，颜孟之志，抑有加情；周孔之仪，罔敢逾则。入孝出悌，克荷遗休焉。”早年丧父母，而墓志中记载父亲的官职只是陆浑县令。崔纾也与其父亲一样，任官的经历一直在地方，缓慢升迁。赖瑞和在研究县尉时指出，县尉是常见起家官，在之后的转迁过程是否能升任中央高位，关键在于是否能获得回任中央的机会。显然崔纾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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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崔纾墓志拓片（局部）
现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贾洮在疾疫和饥馑发生之后，放弃职责，前文已提及其墓志中以“公府无俸”加以解释，除了自保之外，俸禄所代表的经济因素当然并非只是托词。贾洮时任河南府户曹参军，白居易曾在任京兆户曹参军后写下《初除户曹，喜而言志》：“诏授户曹掾，捧诏感君恩。感恩非为己，禄养及吾亲。……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人生百岁期，七十有几人。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身。苟免饥寒外，余物尽浮云。”也许能展现一种群体性的心态。只是其中特别强调“禄养及吾亲”，疾疫之中赡养支持家人当然更为重要。但贾洮离职之后的选择却耐人寻味，他选择“西归”，来到长安，两年之后去世于“长安县丰乐里废开业寺”，这两年间他可能都栖身于废寺。贾家世居洛阳，并归葬洛阳，贾洮连归葬都遭遇困难，墓志中记：“力困路远，未克袝于大茔，终俟他年，将蒇其志。季弟涉，收泪搦管，谨志于墓。”但墓志在洛阳北邙山出土，可知之后又有迁葬。洛阳这时是疾疫和饥馑流行之地，选择离开，尚可理解。只是他家中还有妻儿：“公娶太原温氏夫人，国子祭酒琯之女。有男三人：长曰科儿，次曰相儿，季曰广儿。”他逃往长安，不知是否携妻子同行。其临终时后事由其弟贾涉安排，可能是他前往长安是为了投奔贾涉。长安对他还有另一重意义，是他从太学开始就生活并担任学官的地方。只是，此时长安及其周边的情况可能亦不乐观，李献奇、赵会军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指出此时陕西出现旱灾。这一选择折射出复杂的心态。在贾洮之次子贾邠
（即前文提及的相儿）
的墓志中只提到其父亲的官衔“河南府户曹参军”，不再提及其最后的结局，这虽然是墓志常见的写法，但颇值得注意的是，在贾邠墓志中唯一详细叙述的任官经历，他在宋州任郎官期间：“百姓攀留，人皆钦仰。”对其任官时忠于职守的专门强调，不知是否与贾洮弃官的经历印刻在了其家族的记忆中相关。如果相关，却也是对其父价值选择的否定。
崔纾的历官并不显赫，因此其在地方疾疫和饥馑中的作为被特别彰显，墓志中记载其最终的结局：“归秩周岁，岂谓沉溺遽为祸耶？既梦入于两楹，知莫及于二竖，既居苫块，致不胜丧，以咸通十三年十月廿五日终于洛阳敦行里，春秋四十有九。”此段记载颇多模糊之处，按照其中时间推算，崔纾“秩满”的时间应该在咸通十二年。依据前文的讨论，此时疾疫和饥馑可能还在延续，他究竟是因为任职结束才离开，还是与贾洮一样放弃了自身职务，不得而知。若真是“秩满”，为何没有新的转迁？墓志中的叙述是不是文饰？其离世与当时的疾疫和饥馑有无关联？这些问题都没有被解答，这段叙述主要的努力在于如何以言辞“恰当”的表述死亡，而非给予解释。
崔纾在离开职务后，仍然回到其家族居住之地洛阳，即使这里疾疫和饥馑依然在流行。这并不是崔氏家族的成员第一次遭遇疾疫和饥馑，之前崔皑及其夫人王媛就曾遭遇饥馑，《崔皑墓志》记：“关辅大饥，阖门不粒，几乎毕毙。朝廷嘉之，迁尚书库部员外郎，时年卅八。帝有恤人之命，特除公为喜安令。”《王媛墓志》则记：“关辅阻饥，府君为率更寺丞，素业清约，位才非隐，禄未充家，孤遗聚居，稚孺盈抱。”在遭遇饥馑之前，墓志还特别提到崔皑之兄与姊婿早逝，崔皑需要奉养多个家庭，在遭遇饥馑之后，境遇每况愈下，但以家族相聚的方式渡过艰难时世。崔皑之孙崔众甫的妻子李金的墓志中记载：“建中四年
（783）
，盗贼震骇，亲友逃散，独居东洛，遇谷贵大疫，皆保康宁，福祐之助也。后避地济源，澧州侄亡，时四境兵锋，家困贫乏，自济如洛，百里而遥，夫人悉力营护，并二殇之丧，皆归葬于邙山旧茔，俭而得礼。”在遭遇疾疫之前，因崔众甫去世，李金携家投奔崔祐甫：“家既窘乏，依于季叔太傅，娣姒同居，甥侄皆在。夫人亲之以德，未尝忿竞。每叹曰：浸润之谮，狙诈之行，缉缉幡幡，谄以求媚，吾所甚恶也。于是宽柔以教，约己而申人，老安少怀，和乐欣欣如也。”他们组成了一个更大的家族群体，在遭遇疾疫时，也是尽力保全家族，一起渡过。在这样的家族传统和风气之下，崔纾回到家族居住地的选择显然可以被理解。墓志中对灾难的记载成为一种书写传统，以彰显家族成员在灾难之中维持家族并渡过难关的角色。崔纾墓志选择将饥馑写入其中，在此书写传统下也更容易理解。
两人在疾疫和饥馑中的遭遇揭示出了多个问题的答案，比如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对灾难的机制和政策都需要具体的官员来执行，但是在灾难袭来时，地方官府的官员与民众一样都在遭遇苦难，但他们的选择却构成了灾难中秩序是否得以维持的关键。一个相反的例证，可见《外台秘要》中引《崔氏别录灸骨蒸方图序》，崔知悌自言：“余昔忝洛州司马，当三十日灸一十三人，前后瘥者数过二百。”唐初长安洛阳等地骨蒸病流行，崔知悌大约就在此时任洛州司马。司马本不承担医疗职责，其职在于“以纪纲众务，通判列曹”。但在疾疫爆发之时，司马等地方官员都需要参与到治疗民众的努力中。如果地方官吏选择放弃，那么不但原有的制度无力为续，地方与国家之间的信息传递也会陷入混乱之中，灾难中的地区很可能变成被遗忘的地方，即所谓“秩序代理人的失序”
（disorder among agents of order）
。但即使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两人的墓志却依然与正史的记载相一致，只提到了饥馑，却只字未提疾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