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手诏布告天下
，并以《逆臣录》的名义公开刊印了
“蓝玉案”的相关“
爰书
”。
所谓
“
爰书
”，乃是
先秦以来中国司法系统内部使用的案卷系统，广义上的
“
爰书
”包括了检举笔录、试问笔录、现场
勘验笔录、查封财产报告等
。朱元璋的本意是想通过公开这些信息，来向天下表明自己诛杀蓝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但由于
“蓝玉案”涉案证人太多，其中还大多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基层军官，还有不太会说汉话的蒙古人，导致多达五卷的《逆臣录》中的笔录大多文白不通，使得大众虽然看到了大量第一手笔录，却无法窥见整个案情的全貌，反而在“不明觉厉”的心理暗示下产生了“公布这么多笔录，根本就是在罗织罪名”的错觉。
如果说，《逆臣录》是由于
“过于专业和繁复”而未能起到“以正视听”的作用，那么大明官方内部有关“蓝玉案”的记载就因过于简略，而不免让人浮想联翩。如《明太祖实录》中对此的记载仅寥寥数笔：
“蓝玉其罪有七，一曰：与胡惟庸私下谋划；二曰：广蓄假子，擅挞官吏；三曰：贪匿财货，纵兵毁关；四曰：私幸元帝妃嫔；五曰：御前无礼；六曰：军中施恩，违诏出师；七曰：至是征西还，意觊升爵，命为太傅。（蓝）玉怒，攘袂大言曰：‘吾此回当为太师，乃以我为太傅！’及时奏事，上（指朱元璋）恶其无礼，不从。（蓝）玉退，语所亲曰： ‘上疑我矣。’乃谋反。”
如果不了解明初的政治环境、不联系《逆臣录》的相关笔录的话，那么《明太祖实录》中为
“蓝玉”罗列的这七项罪名很容易给人一种“你可以骗我，但请不要侮辱我的智商”的愤怒感。比如，早在洪武十三年
（1380）
，朱元璋便以“谋不轨”的名义诛杀宰相胡惟庸及其党羽，那么蓝玉所谓“与胡惟庸私下谋划”的罪名，难道是说他能够“通灵于九泉之下”吗？
但如果我们真的了解
“胡惟庸案”的前因后果，就会觉得这条罪名其实并不荒诞。毕竟胡惟庸自洪武三年
（1370）
被拜为“中书省参知政事”，至洪武十三年
（1380）
在左丞相任上因“谋逆罪”被诛杀，其参与明朝中枢的政治运转长达十年之久，在此期间，胡惟庸依仗着朱元璋的信任，瞒上欺下、结党营
私，加上其政治盟友李善长的刻意回护，进而导致其很多罪行都是在其死后多年才逐渐浮出水面的。
尽管蓝玉在胡惟庸执政时期还只是常遇春、傅友德、徐达等大明将领的副手，但以其激进的性格及拙劣的政治修养，蓝玉应该很难抵抗身居高位的胡惟庸对他的拉拢。
当然，对于曾经因各种原因投靠过胡惟庸的武将，朱元璋整体还是比较宽容
的
。如曾公开投靠胡惟庸
的
“平凉侯”费聚，在胡惟庸倒台后便未遭清算，仍能领兵作战。因此对于曾与胡惟庸有些往来的蓝玉，朱元璋也自然是网开一面的。然而在洪武二十一年
（1388）
的北伐中，蓝玉的一个小动作，却令朱元璋非常不满。
这一年的四月十二，蓝玉率十五万明军深入大漠，在
“捕鱼儿海”
（今贝尔湖）
奇袭了北元王庭的营地。猝不及防之下，北元大军中除脱古思帖木儿及
其子天保奴等数十人骑马逃脱外，
七
万多北元士兵、宗室贵族
都
被明军俘虏。
而这其中还有一个名叫
“封绩”的汉人。
根据封绩后来的口供，他本是元朝在河南的地方官。明朝建立之后，封绩为胡惟庸所招揽，往来于北元与南京之间，为胡惟庸的篡权谋国充当密使。而胡惟庸倒台之后，此人便滞留在了北元王庭之中，直至此次被蓝玉所俘虏。
抓住封绩，本是蓝玉与胡惟庸集团划清界限的千载良机，但蓝玉却听从了李善长的意见，配合隐瞒了此事。但十几万大军之中哪有什么
“不透风的墙”，当年五月封绩便被锦衣卫拿捕，并成为朱元璋清算李善长及胡惟庸余党的有力证人。上文提到的“平凉侯”费聚，便是在此时被正式归入胡惟庸一党，而被除爵问斩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明实录》中虽未明确蓝玉参与了胡惟庸的谋反阴谋，但其出于某种目的，试图庇护胡惟庸一案的相关人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蓝玉的第二项罪名，是
“
广蓄假子，擅挞官吏
”，其实作为一支由农民起义军发展而来的武装力量，明军将领把骁勇的兵卒收为“义子”也是司空见惯。朱元璋本人便曾收养了义子二十余人。但这种风气在朱元璋定鼎中原之后便逐渐消失了，甚至朱元璋本人也刻意疏远了这些义子，通过收回赐姓、限制兵权，将“父子亲情”转化为“君臣秩序”，典型如沐英虽受重用却被十二道敕谕警告“勿专权”。
但作为明军后起之秀的蓝玉却显然没有意识到今时不同往日，依旧延续着过去的
做派。蓝玉的义子们仗着蓝玉的势力在外胡作非为，其中就有义子强占了东昌的民田，当地百姓敢怒不敢言，只好向御史告状。御史接到诉状后，依法对这件事展开调查。然而，蓝玉得知此事后，不仅不配合调查，还派人将御史赶走，公然践踏法律的尊严。这种目无法纪的行为，引起了朝野内外的强烈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