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与历史｜兀自构建自己以为正确的世界何其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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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开陌生人的门

这个五月，我和王珊的新书《人性的深渊——吴谢宇案》上市了。为什么我们要用一本书的形式和体量来记录一桩发生于2015年的人伦悲剧？案件过去了将近十年，吴谢宇也因为罪行在2024年1月被执行了死刑，我们这十多万字的采访调查，能够给社会提供什么样的视角和意义？当我们近距离凝视和剖析案件中的人物和关系时，我们到底在体察和反思什么？

类似的疑问，是我在记者工作中常常要去回答的——当我们进一步凝视黑暗，我们看见了什么？

其实在采访中被人拒绝，对于做社会新闻的记者来说，真是家常便饭。我们总是抱着“必须要采访到”的决心，怀着忐忑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推开一扇扇陌生人的门。一个极端的违背人伦的惨案背后，亲人朋友的情绪非常复杂。回避，是多数人的一种本能。

在采访吴谢宇案件中，有几个情感的瞬间，总是在我脑海里回旋。张力文，他是吴谢宇父亲吴志坚好友中的一个代表，吴谢宇在2019年初被捕的消息传来，他马上联系吴谢宇的小姨，让她们去看“孩子”时带足衣服，“我心里有一个期望，说不定抓错了人呢？！”但实情让人震惊。这之后，吴谢宇在看守所给亲戚朋友写悔过书，其中包括写给张力文的，张力文不回信，甚至也不太想读信，只托人带去一句话，“好自为之”。

作为吴家的好友，基于一种传统观念的朴素愿望，张力文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总不能让这个家庭，一个人都留不下吧”。但是为一个杀了母亲的人辩护，他也知道于情于法都不容，更何况互联网上的舆论，也是一把看不见的利刃。在吴志坚朋友们的聚会上，这些五十多岁的人会因这种争论而险些互相动手。每一次跟媒体的接触，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两难。

张力文是吴志坚和谢天琴的同龄人，他们互相陪伴着，从乡村（镇）进入到福州这样的省会城市，成为家族里福州的“第一代移民”，从头建立全新的生活。他们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在孩子的教育上也笃信“知识改变命运”。过去三四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让太多人感受到了现代化带来的眩晕，前人的生活经验变得不再管用，这一代人只能靠着自己摸石头过河，他们也不可避免。福建人重土重乡，城市规则与传统社会的冲击和对撞，他们也感受到了。既要经营孕育自己的小家庭，又要满足传统社会对一个人在家族作用中的定位。我从张力文看似庞杂的自我讲述里，看到了非常熟悉的中国整整一代人的人生历程。

案件从2016年公安侦查到2021年法院一审判决的过程中，公安跟张力文打过几次交道，因为他是吴谢宇被控告诈骗的受害人。但是对张力文来说，司法意义上与案件的关联，并不能解答他的困惑，也不能安抚他起伏的情感。

采访过程中，张力文问我们，“法律是可以给一个判决，但是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呢？我被通知去参与案件的开庭，仅仅因为我被吴谢宇骗了钱，我是作为受害方去的。可是我所知道的这家人的故事，他们的情感，有谁在乎呢？法官、公安、律师，谁能告诉我，好好的一家人，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张力文说这话时，一只手扼住另一只手的手腕，他痛苦地闭上眼睛。那一刻的情感，我觉得很受震动。

在他的理解里，吴谢宇更应该超越他们这代人，他有那么显赫的外在，他完全在城市里出生长大。在采访中，吴谢宇父母双方的朋友都会问道，“为什么？”在周围的熟人看来，“他不是以全福州市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最好的高中吗，他不是在高考前就被北大‘抢’到手了吗？”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还有比这些，更能证明一个年轻人优秀的证据吗？

我们接近谢天琴好友马老师的过程也并不容易。2023年初我到福州去找马老师的时候，王珊嘱咐我先吃饱饭，因为她之前为了等待马老师开口，等了四五个小时。马老师见到我，非常为难，她说她一想到谢天琴的悲惨遭遇，她就很难睡着觉，口腔就开始溃疡，她那痛苦又不解的情感流露，也让人动容。

但是马老师也一直不能释怀，她应该是在2015年7月惨案发生前，最后看到谢天琴母子俩在操场上散步的人。她多年来扮演着谢天琴大姐一样的角色，为她的家庭生活出谋划策。“为什么？好好的一家人，怎么会走到这步呢？”张力文和马老师提出的疑问，我在想，也许正是记者和媒体的工作空间，或者说是我们存在的一种价值。如果做社会调查的记者，看不到极端事件背后的意义，看不到悲剧带来的警醒，我们就很难在一次次被人拒绝之后，又试着再一次敲开他们的门。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的采访传统比较朴素，只需要呈现出自己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本色，自然而然地开始聊天。在内核里，记者平时接受的训练，是把自己作为超脱于某一事件的“陌生人”，不受限于当事人的局部视角。但这完全不等于在情感上超脱于我们正在采访的事件，相反地，情感上我们必须投入进去，与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听采访对象讲述的时候，有惊诧有叹气，当他们难过地闭上眼，我们也经常是红了眼圈。所有让我们感慨的地方，也是可以自然而然提出问题的时刻，交谈就会顺畅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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