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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总统的调停，即便一开始成功，最终也可能适得其反。1962年，肯尼迪总统派遣司法部长——也是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前往东南亚，调解荷兰与印尼在西新几内亚的殖民争端。印尼总统苏加诺要求接管这块尚属荷兰的岛屿西部，而荷方则希望当地约50万巴布亚居民——主要为基督徒，反对并入穆斯林印尼——拥有自决权，指责苏加诺搞新帝国主义。两国都准备为此一战。
肯尼迪试图扭转美国在第三世界的负面形象，推动改革和去殖民化，从而在冷战中对抗苏联。他认为，如果在此争端中支持荷兰，将令印尼倒向苏联。再者，美国在老挝与南越的问题已够棘手，实在无法再开新战线。
1962年初，随着美苏在柏林问题上暂时降温，肯尼迪决定向荷兰施压，促使其交出该地。2月，他派遣罗伯特·肯尼迪前往印尼与荷兰，一方面哄劝苏加诺参与能让荷兰保全面子的谈判，另一方面则对荷方直言，必须结束殖民。双方对这位总统之弟的到访都不欢迎。苏加诺要求荷方事先承诺将领土交给印尼，否则不谈；当罗伯特拒绝时，苏加诺威胁处死一名因艾森豪威尔时代秘密行动被捕的CIA特工。
1962年2月，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妻子在雅加达与苏加诺会面
荷兰方面则坚持要保障巴布亚人权利。正如罗伯特后来所说：“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不算理性。”不过，美国的介入改变了局势。3月，双方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米德尔堡开始谈判。
但很快谈判破裂。5月，美方情报显示苏加诺正派军进驻西新几内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科默提出关键问题：“美国在东南亚的整体利益是否意味着必须达成和平，即便这意味着偏袒印尼？”总统决定推进新方案，包括设立过渡管理机构，并为巴布亚人举行公投。
苏加诺虽答应先交联合国短暂管理，但仍拒绝其他条件。肯尼迪在白宫严厉训斥印尼外长苏班德里，强调自己始终偏向印尼，但若苏加诺动武，美国将转而支持荷兰。苏班德里惊讶之下建议总统直接致信苏加诺。7月30日，肯尼迪签署一封措辞华丽、迎合其自尊的信函，次日印尼即与荷兰达成协议，基本接受美方方案。
然而，这项协议并未带来稳定。苏加诺次年以类似手段入侵新成立的马来西亚国家，试图吞并北婆罗洲与砂拉越，战争一直持续到1965年他被推翻。而协议中承诺的公投，也被印尼政府操控，只允许少数人参与，投票结果早已预设。
对今天的特朗普政府来说，肯尼迪的调停经历是一记警钟。普京和苏加诺虽然性格迥异，但同样敌视现状。若对一个意图扩张的武装强国让步过多，可能不但不能换来和平，反而助长其未来的侵略野心。
威胁式的坦诚
如果说罗斯福和肯尼迪主要在幕后操盘和平谈判，那么吉米·卡特则是完全置身于前线。1978年戴维营谈判的13天中，这位美国总统不仅是以色列总理贝京和埃及总统萨达特之间的纽带，还深度参与了全部23个协议草案的修订过程。
卡特确实拥有一个有利条件：开罗和耶路撒冷都希望达成和平协议。但双方在西奈半岛撤军问题上分歧严重。以色列自1967年六日战争起占领西奈，萨达特要求以色列彻底撤出，并拆除所建的定居点。而贝京虽然明白，如果能与埃及达成西奈协议，将有助于减轻国际社会对其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压力，但他本人及其内阁多数成员并不打算放弃这些定居点。
除了以色列内部的反对，卡特还面临一个更复杂的挑战——如何在中东这片多冲突交织的地区寻找突破口。开罗需要，美国也希望，协议能包含对数百万巴勒斯坦人实现自治的承诺。虽然卡特并未主张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他在会议前的速记笔记中写下希望实现“所有地区内的巴勒斯坦自治”。
卡特也像罗斯福和肯尼迪一样，对谈判双方有倾向性——在本案中是更偏向埃及——但他仍努力维持“诚实中介”的形象。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建议他私下劝萨达特不要过于迅速接受美方提议：“如果我们被看作是在同时逼迫双方让步，那将增强我们的公信力。”
谈判进入第七天，局势看起来毫无希望。贝京私下告诉卡特，他无法在定居点问题上让步。以色列代表团则推动将西奈问题与巴勒斯坦问题切割开来。而卡特则坚决不肯放弃巴勒斯坦议题。不过他发现，可以通过“搁置敏感问题”来突破僵局。他建议双方将西奈定居点问题从初步协议中排除，留待未来谈判解决。
然而，这种试图“折中”的做法却引发了埃及方面的危机。9月15日，萨达特私下告诉卡特，若无法达成协议，他将退出谈判。卡特坦率地作出回应：“如果你离开，不仅意味着美埃关系的终结，也很可能意味着我的总统任期的终结……最重要的是，我与您的友情也将终结。”卡特的坦诚与含蓄的威胁打动了萨达特，他最终同意留下继续谈判。
卡特随后转向贝京，在一场漫长谈话之后，贝京同意撤除所有西奈定居点并全面撤军，前提是以色列议会（克奈塞特）必须批准此举。贝京或许指望议会否决撤军计划，但这对卡特而言已经足够——他可以告诉埃及人，以方原则上已同意全面撤军。（一周后，议会正式通过该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