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牌词人姚谦：文艺是一件务实的事 | 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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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地利的迷信”屡屡被生活验证。1998年，萧亚轩在加拿大参加电视台举办的歌唱比赛时被姚谦相中，随后回台湾发展，与当时的男友分隔两地。这种不舍的情绪被姚谦捕捉到，写下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萧亚轩的代表作之一。

周旋

姚谦职业经历的起点，是琐碎的行政事务——在唱片公司当过宣传、企划，同时是艺人、老板和录音师的助理，身兼多职。这正是他与同时期其他作词人最大的不同——浪漫情怀背后，总有种不相称的务实。

1995年，姚谦在索尼唱片担任华语部总经理，面向市场制订公司发展计划，挑选艺人，为歌手打造唱片和形象。几年后，他担任维京唱片音乐总监，随着维京唱片成为EMI（百代）子公司，姚谦也有了新职位——EMI亚太区总经理。

创作者和管理者的双重身份，让姚谦同时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左手拿着面包，右手举着玫瑰。他在两种状态中穿梭，寻找让它们共同生长的心境。

维京唱片的办公室位于台北民生东路。这里集中了大量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是台北的“金融街”，被姚谦形容为“铜臭味很重的地方”。

这是姚谦被绑得最紧的时期。他开始在办公室、公司走廊和咖啡间摆放自己收藏的艺术品。“唱片公司其实还是做人文创作的地方，而不是商业性质的制造场合。”姚谦对《博客天下》说。

他经历过一次大范围裁员，岗位职责需要他与即将被遣散的员工一一面谈。作为内心敏感的创作者，他始终有种“害怕处理不好”的焦虑；而作为管理者，他需要冷静下来，在安抚员工的同时，向公司争取最大额度的遣散费。

时隔多年，再谈起那段经历，姚谦微笑着说那是一场“关于告别的练习”。

在两种身份之间周旋，他的秘诀是换位思考，“用年轻人的话说，是角色扮演的思维”。同一个问题，姚谦常常把自己放在不同角色的立场上进行观念碰撞，像武侠小说里的左右互搏。

最典型的一次，也是姚谦对自己身份认知改变最大的一次，他的自我定位从“我是唱片圈的”到“原来我是音乐圈的”。

姚谦曾描述自己在2000年前后对行业数据的观感：“连着5年，数据以每年50%的速度下降，没有谷底。”他开始意识到，唱片业养不活自己了。他把目光投向内地市场，“那么多人口，每人买一张唱片，就是半价我们都能挣钱”。

他开始北上。2004年，维京唱片在北京设立办公室。一次，姚谦发现员工从网上下载歌曲，十分不悦：“都做这行了，还从网络下载歌吗？”那是音乐网站版权纠纷闹得纷纷扰扰的时期，“突然有一天，大家不买你的唱片了，你发现他们在网上下载。”姚谦说，当时大部分音乐人渴望维权，“凭什么拿走我的歌，不经我同意便让人下载？”

两天后，这名员工突然约姚谦聊聊。他解释了上网下载音乐的原因，是喜欢那首歌，但买不到唱片。姚谦在后来的媒体采访中复述了那名员工的话：“你有没有想过，我是因为喜欢你而惹你生气，惹你生气的原因是我没付那块唱片钱。”

“要版权还是要大家喜欢音乐”这个问题姚谦思考了一周，选择后者。“唱片死了，但音乐还在。”他跳出原来的逻辑框架，有了新的思考——唱片只是音乐的一部分，不能用唱片的景气与否来衡量音乐。

“必须跟着下一拨听音乐的人的主要习惯，调整我听音乐的方式，不能守着上一代的音乐方式。”姚谦说。

“

他一口气把从业20多年收藏的上千张唱片卖给二手唱片行，只收取象征性价格，半卖半送，以此强迫自己进入数字时代。这个过程“不需要心理建设，就是决定了”。

”

“换位思考，最重要的就是放弃自己的喜恶。”姚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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