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案子一个星期以后破了，他们在其他场合作案留下的痕迹让公安破了案。是四个孩子干的，最大的二十一岁，两个二十岁，最小的才十五岁。事后得知，他们其他几次作案都是带了刀的，遇见我那一次，可能是临时起意，没有带刀。作为被害人，法院后来把他们的判决书给我送了一份，所以我准确地知道那四个孩子的身份。
六年前，当接到省委组织部的通知要我去巴东工作时，当时爱人就哭了，我知道她在害怕，命运怎么会如此残忍地巧合呢！那几乎置我于死地的四个孩子，包括主犯在内的三个就是巴东的，另一个是巴东邻县长阳的。这几乎是在任巴东县委书记之前，我生命之中和巴东唯一的真正的交集。
起初要说我不恨这些人肯定是假的。在巴东五年多，我不止一次地经过这几个孩子的家乡村庄。看着那些贫瘠的土地和一些留守孩子迷茫无助的眼睛，我对他们已没有恨，从内心里深深地同情和反思。当时的我跪在江边烧纸钱，很明显是个失去了亲人的伤心人，而且我主动提出给他们钱，他们仍不停手，每一棒都用力往致命的位置打。那一刻，在他们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到哪怕一丁点人性。
到现在，我两只手的手指是不一样粗的，这永久的伤痕提醒着我，当人失去人性之后是多么可怕；提醒着我这些贫穷的孩子在失去希望之后是有可能失去人性的；
也提醒着我，这困苦的山区，还有这些困苦的人需要拯救和帮助啊。
现在忆起这段经历，我感到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我觉得是妈妈安排我去帮助这些人的。五年多时间里，我对巴东的父老和孩子们尽了全力，于心无愧，这也算是对妈妈的一种告慰吧。那天江边黑夜中一度的绝望感、恐惧感已慢慢消散，能记起遥远的记忆中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但是即使忆起，已经不会引起我难过的情绪了。
我想分享的第二段灰暗的时光是在转身之后。
进入公益领域，初到深圳，我背着包不停地穿行在各种疾病救助相关的学术会议、课堂和论坛上，笔记本都记了两本，深夜在电脑前码字写项目书，倒也乐在其中。顺利成立了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之后，媒体的报道让很多人知道了我。今年六月份，一个意外的好机会出现了，一个深圳著名企业的办公室同志告诉我，他们的负责人对我正在做的事感兴趣，想见见我。
得到那个信息的时候，我兴奋异常，因为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极其仔细地理我的思路，准备我的汇报材料。来到那栋辉煌的大楼底层做安检的时候，我甚至想起了李宗盛的那句歌词“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反复练习”。
那天的下午是难忘的。那位负责人慷慨而又礼貌地给了我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说得上是在激情满怀、唾沫四射地介绍我的项目，从背景到意义，从实施的设想到难点的分析，从落地的细节到长远的前景，根据对方的反应，我又不断地调整着自己汇报的节奏……五点钟到了，我起身告别，对方很认真地向我表达了对我的理想的尊敬，但是，对于我的项目，并没有进一步了解的意思。
从大楼下来，可能是由于中午没睡午觉，下午又用力过猛，实实在在感到累了。我用手机高德地图导引了九百多米，到附近的地铁站坐地铁回家。正赶上高峰期，地铁很拥挤，我背着重重的装有电脑和资料的包，双手紧紧地抓住头顶的横杠。直到换乘大站车公庙站，我终于找到座位坐下来。坐下那一刻，突然感觉自己全身要瘫了。把双肩包放下来抱在胸前，脑中闪现出半年多前当县委书记前呼后拥的情景，闪现出当市长时随手几百上千万地签字拨款的情景，那一瞬间有些恍惚，
我这是在哪儿？我这是在干什么？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地铁上那种茫茫人海中的疲惫感，挫败感和无力感，真的很灰暗。
晚上回到家，疲惫得不想吃饭，直接上床睡了。快十点的时候醒了，我打开电脑，开始整理当天的汇报过程，反思自己那些地方说得不好。凌晨两点的时候，我又形成了新的一稿。
这也让我不久以后有了新的光亮。 当我不久后有机会站在深圳的城市传奇英雄、中兴通讯的创始人侯为贵老前辈面前时，我的汇报成功了。侯老前辈明确地表示，中兴通讯将为我的公益社会实验加持。
我大学时参加过学校十大歌手的评选，还记得在系里初选时我唱的歌是凌峰的《小丑》。
“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
眼泪已涌在笑容里，
启幕时欢乐送到你眼前，
落
幕时孤独留给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