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请允许我从一个遥远的存在论事件说起，虽然遥远，却是问题链的开端。这个遥远的存在论事件就是否定词的发明，而人类思想和实践的一切纠纷都始自否定词所开启的可能性。就是说，当人类开始能够说“不”，就在必然性之外开启了无穷可能性，也就开始了反思和自由，并且因此生成一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否定词（不）就是第一个哲学词汇。我在先前已经讨论过这个决定人类命运的存在论事件（具体论证详见《哲学研究》2016年第11期）。在此，我准备继续讨论由否定词所产生的问题链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一个无处不在却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他人不同意”。
几乎无论何事，众人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而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就无法形成任何集体行动，假如没有集体行动，人类就一事无成，因此人类费尽心机试图解决这个难题。当然，事实情况似乎没那么严重，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事实就已经说明集体行动终究经常存在，然而问题在于，人类不断遇到的所有严重问题都是因为无法达成良好的集体行动。在这个意义上，他人不同意就是万难之源。
人们显然愿意找到所有人在最小风险条件下获得相对最大受益的解决，所谓“两全其美”。然而，由于受限于稀缺的资源、冲突的权力意志、分歧的情感和信仰，两全其美往往只是奢望，尤其当涉及重大利益时，两全其美就几乎无望。于是，各自共同做出某些让步就成为“退而求其次”的一种可接受的可能性，通常认为这就是一种理性的解决方式。按照一般想象，如果众意能够合成“共同理性”或“集体理性”，就能够达到某种共同满意的结果。在这里，共同理性或集体理性是近义概念，具有同质性，但有量级差别，共同理性可以理解为达到人人同心同德的普遍稳定的集体理性，但共同理性毕竟要求太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难以实现，因此，集体理性才是现实可望的概念。
共同理性或集体理性并不包括普遍的自然需要（比如说人人都需要安全感），也不包括先验理性（比如说逻辑），而是指那些需要克服意见分歧而达成一致的生活协议（排除强权协议），通常具有一致同意的共同让步性质，即长期利益和共同利益成为个人利益的约束条件。事实上，共同理性或集体理性正是人类得以幸存的必要条件，比如说，能够长期持续的法律、伦理、规则和制度都是共同理性或集体理性的结果，尽管有些制度是由统治者建立的，但如果得以长期持续而没有导致反叛，必定在内容上接近集体理性。
不过这个好消息并不足以乐观。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只在抽象层面上一致同意需要法律、伦理、规则和制度所确定的生活秩序，但对具体秩序的具体内容却有着分道扬镳乃至背道而驰的想象。我们不能指望公共选择能够必然形成集体理性，因为集体理性（collective rationality）并不等于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因此就不能还原为公共选择。公共选择是众人之意合力而成的结果，而不尽人意的是，合力的结果却未必符合每个人的意愿，除了极其罕见的巧合，事实上往往不符合每个人的意愿，甚至未必符合多数人的意愿，因此，在许多情况下，社会合力难以表达集体理性，就是说，公共选择的结果对于众人共同利益或每个人的利益而言有可能反而是不利的。这就是个人理性的合力难以构成集体理性的难题。
公共选择的形成通常有三种模式：自然合力、市场和民主。自然合力就是不存在规划和制度安排而通过自然演化而成的选择，语言和文化传统基本上属于此类。经济学家曾经相信一个“充分自由的”市场可以大概相当于自然演化的选择，但这种想象非常可疑，因为自由市场并不自然，其游戏规则（个人主义加资本主义）实为现代制度安排，并不符合自然传统，而符合的是资本的逻辑，即使达到公平游戏（fair play），其游戏规则也在实质上不是中立的，显然对某些人比较有利而对另一些人不利。在政治上说，民主似乎最接近众人之选择，但其实貌合神离，且不说从制度设计到运作环节都存在着各种谋私的干涉因素，仅就民主作为众人意见的“加总”而言，也很难产生最优结果，就是说，民主和好结果之间不存在必然关系。民主的要点在于它是一种政治权利，却与集体理性无关。不过，民主是个尚未定型的开放概念，目前已有的民主形式只是有限的几种类型，远未穷尽民主的可能性，因此不排除还有可能发明更接近理性要求的民主。想象力还有机会，在此我们准备分析的箕子设想的一种民主概念，就具有超出现行民主的想象力。
但有一点不可不察：意愿的分歧并不必然形成不可调和的冲突。如果各有所愿而各得其所，意见分歧就无需形成冲突，而呈现为各有所好，各过各的生活。对于非冲突的情况就显然不需要谋求一种“排中”的解决。排中律并不能无限使用，而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适用，即，矛盾律有效的范围才是排中律的有效范围。这意味着，只有在同样事情上有着互相矛盾的不同意见，才需要排中取舍。典型的情况是：众人都对某物有兴趣，而某物是稀缺资源（比如说财富或权力），无法满足普遍需求。可见，普遍兴趣并不必然蕴含一致同意，反而几乎必然形成冲突。因此，所有人人想要的好东西都是万恶之源。比如说，人人都想要自由，这是普遍兴趣而不是一致同意。自由是个抽象空洞的概念，无法显示矛盾，而自由必须落实为权利才具有实际内容，一旦自由落实为具体权利，就出现互相冲突的理解和要求，自己的权利只有在他人的权利无法实现时才得以充分实现，因此必定产生“他人不同意”的难题。生活越是同质化，人们的利益诉求越相似，权利越是普遍化，就越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这类似于人人都开车就形成堵车。
既然缺乏皆大欢喜的条件，利益之争（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就成为产生一切社会难题的根源，因此，“他人不同意”虽是个最简单的基本问题，却又是一个最难解决的终极问题。那么，一致同意如何可能？是通过讲理还是通过表决？假如人类事事有着天然的普遍共识，就像动物世界那样，那么就不需要讲理；假如讲理足够管用（比如哈贝马斯所想象的交往理性世界），那么就不需要民主投票；假如民主表决足够管用，就不需要建立独立于意志的制度（比如说法治）；可是，如果制度足够管用，就不需要讲理、商议或表决。事实上，没有一种制度坚不可摧，不良的制度实践足以败坏任何制度。不难看出，问题以悲剧方式又转回来了，问题总在循环中，解决办法也在循环中。在此难免令人想起柏拉图的先见之明：每一种政体在其长期运作中都难免退化堕落，因此各种政体总是轮流登场又退场而形成循环。柏拉图的这个洞见并无充分论证，更缺乏必然的理由，但奇怪的是，历史似乎站在柏拉图一边，总以事实不断证实柏拉图的政治直观。在此，我们转向来自箕子的洞见，他似乎给出了一种或许经得起考验的民主概念，但愿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