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10
年移动互联网兴起后，“以玩耍为主的童年”逐渐被“以手机为主的童年”取代，“
Z
世代”（
1995
年后出生的一代）在青春期这个大脑最具可塑性的时期遇到了手机（这里指“所有能连上网络的产品”），因而遭受了一些根本性的伤害，比如社交障碍、睡眠剥夺、注意力碎片化和成瘾问题。
这不是乔纳森·海特第一次对手机提出直接指控了，他在
2020
年就曾指出，当下的美国年轻人正成为“娇惯的一代”，学生们变得更加脆弱、焦虑，更容易受到伤害，而社交媒体的使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也符合相当一部分人对青少年手机使用的认识。
2024
年
11
月
28
日，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院通过《
2024
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要求科技平台必须采取措施，让全国
16
岁以下人群无法使用社交媒体，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当年
5
月，新西兰政府也发布了针对校园的手机禁令。这些政策的支持者相信，使用手机和社交媒体，会干扰学生的专注力，甚至可能对他们的大脑和身心健康带来长期影响。
但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认为，手机并不是洪水猛兽，当互联网已经成为像水、电、煤气一样的生活基础设施，让孩子在特定年龄段去接触和使用它是必须也不可避免的。
像林瑞这样的父母，就是在
“担心孩子上初中后无法融入同学圈子”的动机之下为她购买了手机，还有些时候，学校布置的作业或者同学共同发起的研究项目，都必须在互联网上完成，这些都会成为孩子拥有个人电子产品的契机。因此，家庭和个体不得不在矛盾中摸索着前进，接纳和处理与之相关的种种麻烦。
美国尼尔森公司的数据表明，早在
2014
年，人们登录电脑设备的最主要原因是使用社交媒体。在中国，根据
2023
年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第
5
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除了学习之外，未成年网民在网上排名最靠前的活动是玩游戏、听音乐、看短视频、聊天。具体到各个年龄段，基本偏好可被概括为，“小学生爱打游戏、初中生爱社交和网上聊天、高中生倾向于获取信息和社会化活动”。
可见，对于青少年来说，互联网上的社交行为要比我们想象中活跃得多。那么，他们究竟在社交媒体上做些什么呢？
2024 年 1 月 31 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参议员们指责社交媒体的首席执行官们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保护使用其产品的儿童。Facebook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当天在听证会上，向到场的家长道歉（视觉中国 供图）
一般而言，社交媒体被定义为供人们创作，分享，交流意见、观点及经验的虚拟社区和网络平台。乔纳森·海特总结的社交媒体四大特点分别为：用户建立个人档案、用户生成内容、发展人脉网络、互动性（比如点赞、留言、分享）。很多青少年在接触互联网时得到的第一个经验就是——社交无处不在，你可以在听歌软件上社交，可以在看视频时社交，在学习时社交，甚至在改错题时社交。
研究社交媒体，不可忽略的一年是2009年，这一年Facebook推出了点赞功能，Twitter（推特，现名“X”)推出了转发功能。不要小看这两个简单的动作，通过这些按钮，用户的发文具有了一定的量化标准，这让他们开始更专心地对待每一次推送，也让那些更刺激更容易挑动情绪的内容数目开始增长。
而从大公司内部来看，这种鼓励分享的机制是他们商业模式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即将用户注意力出售给广告商来获利，为广告主提供更具确定性的投放。这也是目前大部分社交媒体的商业逻辑。
Google的早期产品经理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指出，技术公司主要要实现三个目标，“一个是参与度目标，增加你的使用，让你一直滑动屏幕；一个是增长目标，让你不断回来，尽可能邀请朋友；最后一个是广告目标，确保一切按照预期发展”。
如今的社交媒体背后，有无数互联网工程师在想尽办法实现以上目标。和很多硅谷的产品开发者一样，特里斯坦·哈里斯曾在斯坦福大学的“劝服技术实验室”（Persuasive Technology Lab）学习，在那里，科学家们专门研究如何利用人类心理学知识来改变、影响人的行为。他们学会在产品中使用最原始的“成瘾机制”，比如积极的正向强化、无法预测的奖赏等，增加用户的停留和使用时长。可以说，接入互联网后的智能手机越来越像一台老虎机。
分享、点赞等社交行为既可以成为一个吸引用户的“钩子”，促使他不断打开App，也可以为预判模型提供数据。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长期研究社交媒体，他告诉我，“社交媒体这个词已经有点过时了，我们现在熟悉的社交媒体，其实都已经成为一种‘超级黏性App’。”董晨宇说，“不是它离不开我们，而是我们离不开它。”而这种媒介环境的改变，也发生在不同类型的平台上，“比如有人说微博是社交媒体，但你也可以在上面买机票买电影票，你也能用微信打车，用短视频软件抢饭店的优惠券，社交媒体变成了数字平台，其他的平台又都在鼓励社交。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但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变化都发生在最近的不到20年时间里，而我们的大脑可能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插图：老牛
通过林瑞的引荐，我终于加上了新迪的微信。在这个
14
岁的女孩看来，我们的聊天其实算一次“连麦”。在还没有手机的时候，她就已经挺喜欢这种数字连接的形式了。没上幼儿园的时候，妈妈会在做饭的时候给她在电视上放《花园宝宝》，她也会一边玩一边和爷爷奶奶视频聊天；到了小学高年级，她开始喜欢在
B
站上找自习视频，一边让平板电脑开着放些海浪、雨声音频，一边根据画面里的照片，想象自己正坐在那个静谧的木屋里写作业。
家里的平板电脑是疫情防控期间为了让她上网课买的，再后来就成了她最喜欢的电子设备。
但拥有手机意义不同。上小学的时候，班里已经有几个同学有了手机，虽然上学时不能带到学校，但他们还是建了一个班级群，偶尔会在其中聊天。新迪一直用的是智能手表，因为品牌间不互通，她只能在上面加几个同学作为好友，他们也自己建了个手表群，但在里面说话的人并不多。再加上平板电脑和手表上的平台并不互通，这种不够全面的联结一直让新迪隐隐不满，她向妈妈要求过很多次，相信只有手机才能让自己拥有一个完整的数字身份。
拿到手机的那天是她生日，新迪只记得自己一口气下载了几十个
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