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要求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最广大人民，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党中央作出“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战略部署，可谓抓住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根本，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提升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境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然而，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会成为“最大的政治”？为什么要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中国式现代化有什么特别的政治意义？如何按照“最大的政治”的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题，需要从“最大的政治”角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
关于什么是政治，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一直是理论界和思想界热烈讨论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正是在什么是政治的问题上犯了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错误，从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灾难。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命题，就具有正本清源、回归常识的重要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深刻洞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作出“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战略部署，准确理解和领悟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首先必须理解“最大的政治”的要旨，把握 “最大的政治”的内在逻辑。从“最大的政治”角度理解和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就会发现有三重政治逻辑贯穿其中，这就是经济政治逻辑、大局政治逻辑和民心政治逻辑。
什么是政治？不同时代思想家有不同的解释，但似乎都承认政治与经济不可分离。如果严格按照政治与经济关系来说，所谓政治，就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各种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这也就是说，政治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的上层建筑，是经济利益关系的集中表现。同时，政治通常以争取、获得和巩固政权为根本和核心，并利用政权以实现特定的目标和利益。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同时又给予经济以巨大的反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过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如果从国家治理来说，所谓政治，是指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内容、形式和任务，处理各阶级和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世界政治学界普遍关注到政治合法性问题，并提出通过协商方式以弥补选举政治的不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前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主席（2012-2013）Mansbridge教授提出，政治科学的现代使命在于为人类社会的自我治理提供关键洞见与实用指导。她呼吁学者们更加关注如何创造和合理运用合法强制力这一关键领域，并倡导加强对协商作为合法化国家强制力源泉的学术探究，从而助力塑造一个既能解决集体行动难题又能保障个体权利的理想社会秩序，达成真正的“善治”。
党中央作出“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战略部署，核心是为了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而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有着天然的联系，所有经济发展问题都与政治问题密切相关。在通常情况下，经济不会自动发展，只有政治问题解决了，摆正了发展航向，经济才会真正发展起来。正如阿西莫克鲁和罗宾逊指出的“实现繁荣依赖于解决某些的政治问题”
党中央作出“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战略部署，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问题。严格来说，社会主义作为先进的制度形式，它不可能建立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而必须建立在先进和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然而，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都是通过革命之后建立在较为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这就带来了革命胜利后如何改革旧的经济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问题。
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问题，列宁领导苏俄在十月革命以后，首先实施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然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特别是农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损失，经济的凋敝使得广大群众的生活十分艰难，人们不满的情绪日益滋长，工农联盟也面临着破裂的危险。针对当时的紧急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断的措施，转变了发展战略。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决定了由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以粮食税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转变。应该肯定，新经济政策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一次大胆突破，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较为深远的经济改革政策。它所反映的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发展规律。新经济政策着力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多种形式的经营，活跃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使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向一定限度内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过渡，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巩固了工农联盟。新经济政策立足于多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其他非社会主义的和非资本主义的合作与共存。它反映了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这一基本规律，大大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但是，1924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于1927年后改变了这一政策，取而代之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农村集体化全面代替了新经济政策。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就被废除，固然有当时苏俄特殊的原因，包括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教条理解，但从认识论上看，新经济政策本身并非十全十美、无懈可击，例如对过渡时期的估计仍然偏短，对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的理解偏于简单；在解决市场同国家关系问题上和国家对经济生活实行监督等方面，都没有超越已有的思想藩篱。此外，列宁仍然没有能够解放思想，把商品、货币、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从而使新经济政策成为权宜之计，而没有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结果形势一变化，新经济政策就随之被废除。
对于苏俄废除新经济政策，邓小平感到十分惋惜。他在1985年8月28日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曾有过一次评价。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充分认识到发展生产力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性。本来，国家政权建设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但是任何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能否实现长治久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看能否尽快地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离开了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政权就失去稳固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个道理，邓小平特别强调发展生产力。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他反复指出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国家一切工作的基础，是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物质保障。“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只有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得到提高，才能使人民拥护社会主义，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牢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他以一些国家反复出现政治动荡的教训为例，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经济不发展，国家政权不可能长治久安。因此，他强调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