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签名之二。
签名之三。
这本册页首页上，由我们报社前辈袁鹰先生题写一句“无尽的思念——送乐山远行”。翻阅册页，在上面签名的好几位前辈先后离开我们——李慎之（2003年）、梅绍武（2005年）、陈乐民（2008年）、黄宗江（2010年）、傅惟慈（2014年）、楼乾贵（2014年），他们去找好朋友董乐山去了。
认识董先生很早。1984年前后，我在《北京晚报》编辑“五色土”副刊。这一年，我开设 “居京琐记”栏目，邀请居住北京的五十岁以上的文化界名家来写他们的日常生活，并约请丁聪先生为文章配图。当时一口气寄出了百十封约稿信。我对同事开玩笑说：撒一张大网，看看到底能捞上多少鱼。
记得在约稿信中，我写道：“文章可长可短，题目可大可小，风格也可不拘一格，重要的是写出居住北京的感受，或描写，或点评，或抒情，或讽刺。”我的想法是，这些名家都是文章高手，只要涉及现实问题，甚至针砭现实，就一定会有精彩之笔，并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和社会反响。令人兴奋与感动的是，收到约稿信的文化界名家，陆续寄来了他们的得意新作。
翻译家里面，我约请了叶君健、罗大冈、王佐良、董乐山。董先生寄来他的第一篇“居京琐记”，题为《问路》。文中董先生谈到所住的团结湖小区道路难寻一事：
丁聪为董乐山《问路》一文配漫画插图。
凡是初到北京的人，不论是旅游的，还是办事的，每天出门第一件犯愁的事，就是问路。不仅外地人是如此，就是像我这样居住北京达三十五年之久的“老北京”，也越来越为问路感到发怵。
……
可如今不同了，即使你看准了一身打扮、气度准是老北京无疑的人，上去一打听，十有八九他也会摇头。我在团结湖附近住了已有五年之久，每天还到邮局报摊转悠转悠，可是至今还没有搞清楚团结湖路、团结湖北街、团结湖北头条究竟是怎么分的。尽管路口上竖有一个齐二层楼高的大地图，但很多人都说越看越糊涂。
（《问路》）
巧的是，三年之后，我就调到金台西路2号的《人民日报》，就在团结湖小区附近。相距不远，走上十几分钟，就可以到他家，交往也就越来越多。
中年董乐山凌婉君夫妇与儿子董亦波。
董先生不喜欢外出，大多时间是在家里翻译，撰文。偶尔有外地朋友来，小型聚会他才参加。聚会时，大部分时间他听别人讲，很少主动说话，一个并不健谈的人。但如果有什么问题请教，他则会娓娓道来，从不让人失望。
我常说自己是个幸运的人。从英语学习来说，大学期间，贾植芳先生鼓励一定要翻译。到北京后，萧乾与董乐山是一直鼓励我学习英语、继续翻译的两位前辈。大约在1990年秋天，董先生打来电话：“我这里来了一个朋友，想认识你，你现在有空来一下吗？”我说，好的。骑上车，直奔他家。
走进董家，一位个子高大的先生站起来迎接我。说“站起来”其实不准确，他艰难地支撑着站起来，我伸出手去握，握住的却是指头弯曲、手掌变形的手。两手相握，我颇有些不知所措。董先生介绍说：“这是刘迺元，我们新华社的同事。他看了你写的胡风集团的书，说很想认识你。”
与董乐山一样，刘迺元当年在新华社负责外文翻译，1957年两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 董先生知道我口语不行，而刘先生口语颇佳。经董先生介绍之后，几年间刘先生一直帮助提高我的口语。遗憾的是，最终未能坚持下去，辜负了董先生的一片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