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谈判”23年江湖恩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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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 双55标准 ：

一是有 55 个或以上参与国家签署该条约；

二是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规定国家在1990年总排放量的 55% 。

这两个条件一旦满足，90天后《京都议定书》就开始强制生效。

我国于第二年（1998年）签署。美国克林顿政府也在当年签署。

感觉一切走上了正轨是吗？

错觉。

真正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

3. 三足鼎立

首先是 两大阵营开始各自分裂 。

发达国家这边，分化成了 欧盟 和 伞形集团 。

欧盟 ：欧盟国家的清洁能源占据优势，因此在减排上很痛快，对减排目标的执行也很到位，还积极督促其它国家减排，可谓减排界的“急先锋”。

伞形集团 ：欧盟以外的一些发达国家，以美国为首，包括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再加上虽然不算发达国家但也举足轻重的俄罗斯，这些国家在地图上的连线像一把伞，因此被称为伞形集团。

伞形集团国家总体上还很依赖化石能源，减排代价很大，自然心不甘情不愿，能拖就拖、能躲就躲。

伞形集团

而 发展中国家阵营，也分裂为不同门派 。

首当其冲的是“ 基础四国” 派。

以中国为首，加上印度、南非和巴西。这四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China、Indian、South Africa、Brazil可组合为英文单词BASIC。 （遗憾，它们本来可以叫“发展中四国”的，简称F4。）

基础四国虽然还归于发展中国家，但经济增速快，排放多，减排压力大。他们虽然也愿意减排，但更强调“有区别的”责任，认为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率先减排。

基础四国

然后是“ 小岛国联盟 ”派，由大洋上一些小岛屿和低海拔沿岸国家组成。

他们处于气候变化毁灭性影响的最前沿，时刻背负着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国家被淹没的沉重危机感。气候谈判对他们来说不是发展的博弈，而是 生死存亡 。

因此，他们希望各国能实行更严格的排放标准，比如2020年时能比1990年减排45%。

大洋洲上的小岛屿国家瑙鲁

还有一个悲催的“ 最不发达国家 ”派，聚集了全球50个最贫困的国家。

由于极度的贫困和落后，他们本身的防御和救治能力非常低下，一旦遭遇气候灾难和极端天气，就要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可谓雪上加霜。

他们总体上排放很低，但却承担了更多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他们希望发达国家应该提供更多的资金援助。

最不发达国家在非洲有31国，图为索马里

他们中有10个国家，还具有 双重身份 ——身兼小岛国联盟和最不发达国家，只能说是祸不单行了。

当然了，小岛国联盟和最不发达国家，虽然有个门派名字，但 被严重边缘化 ，并没什么地位。

真正有话语权的，还是 欧盟“急先锋”、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以中国为首的“基础四国”，三大集团构成“三足鼎立”之势 。

4. 低谷中的僵局

伞形集团虽然 态度消极 ，但总不好直接说自己不减排，而是采用了迂回的方式，花动作不断。

他们提出用“碳汇”抵消碳排放，重新核定各国减排目标。

比如说植物能吸收CO2，而我有大片森林。所以你不能光算我排出多少碳，你得用我排出的碳减掉我的森林吸收的碳。美国抛出一套非常复杂的算法，如果成立的话，可以抵消掉1/3的减排目标。

欧盟和发展中国家当然不会同意。事实上碳汇本身就是异常复杂的循环体系，其科学评估方法至今还是科学界难点。

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反映，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援助严重缩水，把其它不相干的援助项目，花式包装成气候变化援助项目，其实并没有资金投入。而一些承诺援助的环保技术，也常常出尔反尔、不了了之。

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掩饰中，各方矛盾愈演愈烈。

进入新世纪，2000年的 海牙气候变化大会 ，美国作为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态度强硬地要求大幅度降低自己的减排指标，导致会议陷入僵局。

直到最后一刻，协议依然无法达成。最终，大会主席扬·普龙克沉重地宣布：“我不得不遗憾地向大家承认，我们辜负了全世界的希望。”

5. 艰难中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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