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战国时代《孟子》这部书中,记载了孟子与戴不胜的一段对话。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滕文公下》)
(孟子对戴不胜说:“你是想有一位好的国君吧?我来告诉你吧。有一位楚国的大夫在这里,想让自己的孩子说齐语,那么是请齐国的老师呢,还是请楚国的老师?”戴不胜说:“请齐国的老师。”孟子说:“一个齐国老师教他,一群楚国人在他周围喧哗,虽然每天用鞭子逼他讲齐语,也是办不到的。假如带他到齐国城里住几年,虽然每天用鞭子逼他讲楚语,也同样是办不到的。”)
孟子是用这个学习语言的故事讲述一个道理:想要有个好国君,而周围都是奸臣坏蛋,那国君自己想做好,也是不可能的。
故事里面所说的“齐语”“楚语”是不同的语言,二者之间存在的当然不会是外语那样的差别,而只是方言的不同。这是战国时期在中国存在方言的一个证明。
关于外语的问题,古人另有记录。汉代张骞通西域,发现西域人讲许多不同的语言,与最远方来的人讲话,需要“重九译”,意思是中间要坐八九个翻译,一个人翻一种语言,翻译接力。这样的翻译场面真够热闹的。
想象起来,“重九译”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在这头说要喝水,一个个翻译接力过去,可能就变成洗手了。
中国古人认为,语言乱,是文化不发达的特征。边陲属于化外之地,也就是野蛮之地,别说是没有诗书礼仪,讲的话也与鸟兽的声音没有太大差别,东汉大学者郑玄说夷狄人通鸟兽之语。当然,这些看法都是很不对的。
在中国历史上,汉语的扩展属于一种文化传播现象。而移民是文化传播最痛快的形式,是地域间文化传播效率最高的形式,它不需要一个慢慢学习的过程。特别是,有的移民是集团式的移民,其文化传播的效率和文化的完整性就更高。
中国汉语方言地理的分布就受到大移民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华夏方言(本来在黄河流域)向南传播的,有三次大移民,即公元4世纪的“永嘉之乱”、8世纪的“安史之乱”、12世纪的“靖康之难”。当时的社会背景不是“乱”就是“难”,原因都是社会大动荡。移民使语言的分布向远方扩展,在南方很远的地方也出现了北方方言。当然,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关于今天的方言格局的形成,还有其他更多的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