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的态度,是让每个男孩的父母,包括Paul的,全都会说‘离他远点’的那种。”
这是疯子和艺术家可以共享的童年。“我才17岁,反正一穷二白,没什么可以失去的。我不想死,也不想受到什么身体上的伤害,只想着等着世界被翻过来。”列侬比谁都知道自己的不同,但他不知道自己将要走向什么地方,他不知道如何显露这种与众不同。直到中学毕业,他遇到了摇滚乐。
后来16岁的列侬在一次演出之后遇到了后来一起组建了The Beatles的保罗·麦卡特尼,他们在所有的歌曲上都署上“Lennon/McCartney”的名字;一起逃掉演唱会去巴黎喝香蕉奶昔;一起高呼“To the toppermost of the poppermost!”;在巡演上分享同一个话筒;一起走进披头士狂热,一起站在世界的巅峰。我们很难去定义披头士一夜成名的那几年是否可以算得上是列侬人生的黄金时代,甚至很难去考证在几十年后,相比起成名的那些年月,他是否其实更怀念那些在德国汉堡的地下室里窘迫但却满怀希望的生活。
In My Life:坠落
烦人的记者、无休无止的巡演以及商业与金钱很快取代了一夜成名带来的快乐与激情。有时候,歌迷在台下的尖叫甚至让他们无法听见自己唱歌的声音。列侬必然会厌倦。披头士将会解散的谣言从他们成名的时候就没有中断过,但谁也没想到,这样的事真的会发生,
1967年的夏天,嬉皮运动达到了高潮,旧金山成了嬉皮士的圣地。《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让Beatles已经达到顶点的声望再上到一个新的高度。流行乐自此跨进了艺术的门槛,Paul在美国的电视访谈中平静地宣布:“流行音乐,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古典音乐。”他们由年轻的偶像走入了“艺术家”的行列,但也就是从这是开始,属于披头士的、属于列侬和保罗的传奇走向坠落。
1968年,列侬认识了小野洋子,也就是那位后来和列侬一起发起了“床上和平”运动的女士。很多披头士的粉丝对小野洋子有着极大的敌意,认为她就是那个最终促成披头士解散的罪魁祸首。然而就算洋子确实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但是列侬离开披头士在那时还是一种必然。他厌倦金钱与利益,他和保罗之间的爱也没能敌过青年人可笑的愚蠢。
早年丧母是列侬和保罗曾经情感的纽带,列侬幼时就和母亲分开,他在5岁时被父亲抛弃,14岁又失去了养育自己的姨夫,他两次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一次是当我五岁时搬去和姨妈住的时候,第二次是她真的去世的时候。”而保罗遇到列侬时,才刚失去他的母亲八个月。“John和我有同样的、必去去面对的感情创痛,还是少年的时候,我们必须很快的面对它。用一种病态的幽默来掩盖自己的痛苦。我们不会让别人觉出什么,但我们会看进对方的眼睛,知道,他能明白。”这种被掩藏的隐秘的痛苦是他们相互吸引的另外一种原因,是他们除了吉他之外的稳固的情感联结。
而披头士过分的成功导致列侬产生了精神的不稳定,失去人生目标于是产生巨大的空虚感,尤其是曾经最亲密的朋友保罗在成名后私人关系上渐渐让他感到被疏远,Lennon/McCartne也因为媒体的炒作和虚荣心作祟产生了微妙竞争。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谁能在二十几岁的年纪就完成自己一生的目标呢?可是他们做到了,在此之后保罗靠着卓越的社交能力形成了新的社交圈,upper class的生活对他来说是新奇的,他有太多可探索的食物,但列侬没有,他悲观主义和敏感的性格成就了他的艺术,但同时也把他从最高峰推下去,在空虚中他需要新的精神依赖,而小野洋子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迎合了列侬的精神需求,迎合了他对亲密的渴望,甚至可以说,救了他的命。
可是小野洋子并非无缘无故背负了如此多的骂名,她在列侬极度脆弱的时候的确帮助了他,但这种帮助并非是帮助他重新找到人生的意义,而是搬家、断联与逃离,她让列侬对她的依赖越来越强,我们甚至可以在《列侬回忆》的采访中看到小野洋子时不时的挑拨性的发言,她不停地攻击保罗和列侬的关系以凸显自己对列侬的理解与爱,可这难道是健康的爱吗?曾对媒体宣称“我不可能和保罗以外的人一起写歌”的列侬,把小野洋子带进了披头士的录音室。
1970年,披头士的神话终于走向结尾。保罗向法庭提出诉讼,要求解散披头士以保全之前被卖掉的歌曲版权,然而列侬,则抡起石头砸向了保罗家的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