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然而，贫困人口的激增使《济贫法》面临巨大挑战，最直观的表现是开支急剧增加。1776年征收的济贫税总额为1720317英镑；到1802年，已经上升为5348205英镑。由此引发纳税人与管理者的普遍不满，频繁展开关于《济贫法》的原则与措施是否合理的讨论。其中，围绕《济贫法》的必要性与未来走向，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些学者从理论上猛烈抨击《济贫法》，主张废除现行制度并将贫困问题交给市场解决；而地方社会的管理者和精英则坚持保留旧有体系，认为尽管《济贫法》存在缺陷，但其核心原则仍然是维持社会稳定。
学者认为，现有的济贫体系助长了懒惰与贫困，必须予以废除。1786年 ，约瑟夫·汤森在《论济贫法》（
A Dissertation on the Poor Law
）中将整个济贫体系作为指控对象，认为不加区分地为贫民提供救济，实际上“只是鼓励懒惰和犯罪”。他认为，尽管《济贫法》“在理论上是如此迷人……但却根据近乎荒唐的原则进行，因为其自称要完成的东西，在这个世界的本质和结构中，是不切实际的”。1795年，艾德蒙·伯克在《关于短缺的思考与说明》（
Thoughts and Details on Scarcity
）中进一步批判，并提倡不受束缚的自由贸易理论：“我们人类应当明白，不应打破商业法则，它是自然的法则，因此是上帝的法则。”而教区发放救济的做法本身就是对法则的破坏，因为“为我们提供生活必需品不属于政府的力量范围之内”，而应由市场自行调节。马尔萨斯也用人口理论批判现有的济贫体系，在他看来，贫困的产生并非单纯因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是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在人口繁衍的欲望驱使之下，《济贫法》非但无法缓解贫困，反而会使无力养家糊口的穷人从外部获得生存资料，从而持续繁衍，形成“供养贫民以创造贫民”的恶性循环。他的结论是，《济贫法》“无论其表面意图多么善良，都会使其本身的目的落空”。诸如此类的理论将难以自食其力的群体污名化，将贫困的原因归咎于劳动者的短视、轻率乃至懒惰，因此不应由社会与他人为其处境兜底。例如，汤森说：“穷人对激励上层人物采取行动的动机——骄傲、荣誉和野心——知之甚少。一般来说，只有饥饿才能刺激和驱使他们去劳动，然而我们的法律规定，他们永远不能挨饿。”对于这些缺乏进取心人，只有取消救济才能迫使他们进入市场，为维持生计而劳动。对于有权从教区获得救济的“贫穷劳动者”（labouring poor），伯克认为，这样的人实际上并不是真正贫困，因为一个年轻、健康且有劳动能力的人理应 自力更生，无需社会的帮助。他指出：“我不称一个健康的年轻人为‘穷人’，他心智开朗，臂膀有力，这样的人不能称为穷人；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是人，就产生怜悯。”这种观点实际指责《济贫法》中划分“值得救济的穷人”（deserving poor）与“不值得救济的穷人”（undeserving poor）是毫无意义的，同情和救济不仅无效，而且因为妨碍市场原则而有害。
1834年英国新《济贫法》
与学者不同，许多地方管理者认为，贫困与济贫是经济与社会环境变化的结果。首先，教区中多数穷人没有合法的土地权利，圈地运动使他们无法继续使用公地或荒地，原则上亦得不到任何补偿。在伯克郡的莱科姆教区（Letcomb），圈地后穷人“似乎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不能再养牛了，过去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能够养牛，而现在只能由教区救济”。失地农不得不另谋生路，从耕种者变为出卖劳动力的农业劳工，不得不受粮食价格与工资水平波动的影响，抵御风险能力降低。其次，家庭手工业的衰退也是导致济贫开支增加的重要原因。如英格兰南部诺里奇（Norwich）、科尔切 斯特（Colchester）和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的羊毛纺织业，在18世纪中期之后逐步转移至西部和北部，导致从业者收入下降且更加依赖济贫体系，1764—1785年诺里奇实际用于救济的支出增长了342%。剑桥郡（Cambridgeshire）一位济贫监督员说：“穷人家庭的工作被毛纺织业的机器所取代，导致济贫税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增加。”伍斯特郡克莱恩斯教区（Claines, Worcestershire）的济贫监督员也认为，从事手套制作工作的妇女儿童失业是“该郡大部分地区济贫税上涨的主要原因”。再次，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增加了《济贫法》的执行难度。1781年的伦敦调查显示，3 236名已婚者中只有大约1/4出生于伦敦，其余都来自伦敦之外的地区。据斯皮塔菲尔德（Spitalfields）的财务主管描述：“许多人听说伦敦缺少工人，银行有一些改建，或房屋建设；瓦工和劳工纷纷前来，获得一两个月的工作，并在斯皮塔菲尔德以廉价的住宿获取定居权；几个月后他们失业，其中一些人就会向教区申请救助。”
自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颁布，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实践，其救济措施已成为地方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它为最弱势群体提供最低生活保障，避免贫困人口因绝望而犯罪或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因此，许多地方官员认为，尽管旧《济贫法》存在种种缺陷，但它依然不可替代。“我们的济贫法体系是一座脆弱的丰碑……是一座代表英国民族智慧和人性的杰出纪念碑。像所有其他建筑物一样，的确受到时间流逝的伤害，需要偶尔修理改进。但如果完全拆除，我们将会被埋入废墟之中，乃至永远无法再树立起同等宏伟、实用和美丽的建筑。”所 以，地方管理者虽然承受着财政与管理方面的压力，但从现实角度考虑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依然得出不能放弃旧《济贫法》的结论。
两方观点看似矛盾，但并非完全对立。学理分析从新的视角促使人们反思现行制度的不足，从而推动了《济贫法》改革的启动与深入。地方管理者则为改革设定了具体目标，即在不完全废除《济贫法》的前提下进行调整和优化，从而确保行动的边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与调和，成为地方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改善本地贫困状况的核心动力。
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济贫法》进入一个“辩论、实验和改革”的时代。受权力结构和实施情况的双重影响，改革的推动力主要来自地方而非国家。自《济贫法》颁布以来，中央政府从未直接参与一线的济贫工作：一方面受限于治理能力，另一方面也基于悠久的地方自治理念与实践。《济贫法》的执行和管控权下放，使地方在很多情况下有权选择法律未明确禁止的济贫措施。事实上，长期以来，《济贫法》在各地的执行极具灵活性且差异显著。例如，1625—1700年，萨福克郡克拉特菲尔德教区 （Cratfield, Suffolk）的监督员共发放689笔救济金，30英里之外的波斯灵福德教区（Poslingford）的监督员则倾向于提供商品和服务，只发放了13笔救济金。而此时英国政府主要关注对外战争，无暇顾及国内民生，济贫问题也没有列入议会的优先议程。因此，贫困危机来临时，地方政府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尝试解决。
一是发放津贴。18世纪中后期，由于物价普遍上涨和工资下降，劳工无法维持生计。许多教区开始定期发放“津贴”（allowance）。例如，1783年高物价时期，剑桥郡的惠特尔斯福德（Whittlesford）规定：“每个有家庭的人，如果行为得体，每周可以得到5夸脱面包的价格，他的每个家庭成员可以得到2夸脱面包的价格。”1792年，多塞特郡（Dorset）的治安法官开会决定，救济“任何勤劳温顺的穷人……其金额应与他、她及其家人的每周收入一起，构成对他们生活的支持”。
到18世纪末，发放津贴成为一种流行的应急手段。1794年，牛津郡（Oxfordshire）治安法官克里斯托弗·威洛比爵士（Sir Christopher Willoughby）鼓励本地雇主尽力维持实际工资水平，称这是解决劳动者困难的唯一有效办法。他表示，当面包以这样的价格出售时，人们感到不满不足为奇。在他的呼吁下，1795年1月，牛津郡议会为应对危机，制定了精确的家庭收入与津贴对照表，“为了支持贫穷且勤劳的劳动者，治安法官们一致同意，以下每周的收入在这个时候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一个家庭尽 最大努力仍无法获得以下所列金额，则必须由济贫监督员补足（房租除外）：……夫妻二人，不少于每周6先令；夫妻与一至两个子女，不少于每周7先令；每增加一个子女，额外补助1先令”。牛津郡各教区监督员的账目和教区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显示，尽管面临开支激增的巨大压力，该郡大多数教区依然严格遵守了这一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