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化的宿命：从反抗，到弱化，再到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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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和克拉克等人（ 1979 ）更加强调亚文化的特殊性。 他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 1979a ，德文版 1983 ）一书中指明，亚文化的特殊性，尤其是其引人注目的解决策略，无法通过其与父母根文化的关系得到解释。 在风格中表现的经验更多的是对媒体在日常生活中渗透的反应。 “‘ 二战 ’ 后亚文化风格装载的内容很有可能也是传媒 ‘ 意识形态影响 ’ 的一个功能，是对工人阶级生活的机构范畴发生改变后的反应 ” （ Hebdige 1979a ， 78 页）。 媒体提供了解读和释义的框架，人们可以通过媒体理解其他阶级和群体的实践，可以了解社会生活状况，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赫伯迪格将威利斯在关于嬉皮士和摩托骑士研究中的观点极端化。他认为， 1970 年代的文化是传媒文化，为认同的形成和个人关系的建立带来了特殊的结果。 青年亚文化的风格主要可以被理解为在一个讲究轰动效应（ Debord 1978 ）的社会中获得关注。 这就和威利斯、克拉克、霍尔的研究明显区分开来了。他们认为风格是工人阶级青年真实的表达。赫伯迪格尽管也关注社会经验的大环境，但是他同时强调风格一直就是通过媒体传播的，因此根据结构主义思想，风格也是由主导意识形态决定的。

因为文化工业提供原始材料、物品，各群体在积极的择取过程中把它们加工成自己的风格。物品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文化意义，如同巴特和列维 - 斯特劳斯在意义编码中提及的符号。 青年人在创建与新风格的关联时改变了物品的意义。 [3] 亚文化成员就是这样的能工巧匠（ bricoleur ），他们想要通过重建中心话语权的新秩序和环境，以时尚为例，来传递它的新意义（参见 Clarke u.a. 1979 ， 136 页； Hebdige 1983 ， 94-97 页）。

赫伯迪格详细描写了摩斯族的 “ 工匠 ” ，他的学习实践、他对物品价值和使用的重新定义、他如何将物品的意义转移到另一个背景中。 “ 摩斯族成员购买小轮摩托车，在他们之前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交通工具，随后被他们转变成团结的武器和象征。 他们购买药品，这些药原来是治疗神经官能症的，他们从中找到自己的用途。 [ …… ] 他们创造的风格是对所处的消费社会的讽刺 [ …… ] 摩斯族成员庆祝象征意义上的胜利，他们是戏剧化和神秘化的大师 ” （ Hebdige 1979b ， 166 页起）。 达达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创造了对立的甚至颠覆的意义。另一个表明现实无法调和的例子是朋克族（参见 Hebdige 1983 ， 97 页起）。 他们用 “ Cut u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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